斩断“诽谤罪”乱用之手

王鹏被解除刑事拘留后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12月2日摄）。新华社图片

　　11月23日，甘肃省图书馆职工王鹏被吴忠市警方以“涉嫌诽谤罪”刑事拘留。此前，王鹏多次写信举报大学同班同学马晶晶在公务员招考中作弊。吴忠市警方认为王鹏的行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遂以“涉嫌诽谤罪”实施跨省抓捕。

　　近年来，我国公民“因言获罪”，被冠以“诽谤罪”而遭跨省追捕的个案时有发生。这类案件发生大都有这样的规律——先是由警方追究“诽谤者”，然后激起媒体与公众群起鸣不平，最后是警方或撤案，或道歉，或赔偿，为“诽谤者”洗刷“罪名”，直至追究办案者责任。

　　有关警方到底错在哪里？又该如何斩断“诽谤罪”乱用之手呢？

　　诽谤罪是指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的事实，损害他人人格和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根据我国刑法第246条第2款的规定，诽谤罪属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

　　“只有诽谤行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时，才不受被害人‘告诉才处理’的限制，可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有关法学专家表示，诽谤罪本来有主体、客体、主观、客观上的诸多要件。主体和客体，都应是自然人，而非政府或组织，应由公民个人自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不是动用公权。

　　现实中，这些“诽谤案”一旦发生，有关部门不是尽快查清事实，核查帖子和信件内容真伪，而是按“有罪推定”的方式把矛头对准批评者，一些地方官员的个人情绪与好恶，成为诽谤案件成立与否的关键。

　　对此，中央政法部门早已关注，并颁布文件加以约束和规范。

　　公安部2009年下发的《关于严格依法办理侮辱诽谤案件的通知》严厉指出：一些群众从不同角度提出批评、建议，是行使民主权利的表现。如果将群众的批评、牢骚以及一些偏激言论视作侮辱、诽谤，使用刑罚或治安处罚的方式解决，不仅于法无据，而且可能激化矛盾。

　　对于“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界定，通知也很明确：一是因侮辱、诽谤行为导致群体性事件，严重影响社会秩序的；二是因侮辱、诽谤外交使节、来访的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等人员，造成恶劣国际影响的；三是因侮辱、诽谤行为给国家利益造成严重危害的其他情形。对照王鹏的行为，显然构不成“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吴忠市的处理意见也说明了这点。

　　“现在有些地方政府及官员听不得公众的任何批评，这是一种不正常现象。”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张鸣说，“公民对政府及官员具有监督权和批评权，这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

　　我国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政府只有在公民的监督下，才能少走弯路，所以即使有时公民批评得不完全准确，官员也应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面对。再则，政府是公共机构，官员是公众人物，代表公民行使公共事务，公民当然有权利监督和批评。”

　　今年8月，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人对媒体公开表示，办理诽谤案件必须严格审查把关。如何严格把关，他提了三点，第三点至为关键，那就是要建立批捕诽谤案件报上一级检察院审批的制度。今后一段时间内，对于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诽谤案件，受理的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属于公诉情形并有逮捕必要的，在作出批捕决定之前应报上一级检察院审批，以便帮助基层检察院排除干扰，确保办案质量。

　　专家表示，这个制度安排看似一句话，但能明确看出高层对基层制度设计和现实的关切。“这不是我说的，是上面的要求，他们不同意抓。”一名基层检察院检察长告诉记者，这能成为他们避免干扰的挡箭牌。

　　要根除公民“因言获罪”现象，专家认为，政府要有更大的勇气反思地方行政体制、司法运作模式以及权利救济渠道等存在的问题，并进行深层次改革，这是建设法治社会题中应有之义。（半月谈记者 何晏 王骏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