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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学生上访20年为工作 称不是偏执是被逼无奈

2010-07-09 21:26:23 来源:国纲私房维权网 浏览:2106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0年07月09日07:43

  杨道璋站在房子门口,房子是白庙街道办提供的一间门面房,屋里堆满了废品。炉灶只能搭在室外,雨天无法做饭。 本报记者 叶铁桥摄

  对比杨道璋20年前的照片,再看他现在的模样,不由得让人心生悲凉。

  20年前的照片上,将要步入不惑之年的他,穿着黑色挺拔的长裤,藏青色的毛背心,雪白的衬衣,很精神地站在草地上。他红润的脸庞上还留着一圈整饬得干净利落的短胡须,寸发硬扎扎的,正值壮年的形象。

  而今,即将步入花甲之年的他,穿着一套灰色的老式西装,上面沾满了油渍,有好多处破烂的豁口,甚至领子因破损得太严重,只好用绿布条镶了上去,一脸的胡茬子,大多已灰白,明显是老境颓唐。

  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头发,浓密而灰白,长及肩膀。

  杨道璋说,这头发就是个信号。近来负责盯他的人盯得特别紧,因为他们明白,杨道璋的头发又留长了,还不剪,就意味着他又准备要进京反映问题了。

  分配了工作,却没能上得了班

  杨道璋,1951年2月生人,湖北荆门人,系69届湖北沙洋师范学校毕业生。

  他的事要说简单也很简单,就是分配工作后,去单位报到了,却莫名其妙地一直没能上得了班,而拒绝他上班的理由,在他看来却都不值一驳。

  要说复杂,这事也复杂得不可想象。夫妇俩成了荆门市有名的老上访户,一访整整20年。其间,他们上过多少次北京、找过多少次各级政府部门、堵过多少位领导,没有人能说得清楚。这20年来,他们家由家境尚好到一贫如洗,其中的种种酸楚和苦痛,只有历经漫长上访路的老夫妇自己心里最清楚。

  然而,20年来,政府工作人员换了一茬又一茬,却依然没人能说得清楚,或者没人愿意说清楚,20年前,究竟为什么在他报到后没能让他上班。即使在2005年,当地对他的上访问题做出结论,决定对他补工资、买房子、办退养,但也没能给他一个透彻而正式的结论,仅是含糊的一句“既有组织原因,更有个人原因”。

  但在杨道璋看来,个人原因根本不存在,完全是因为组织原因。这些年,他不停地找组织,组织又总不给说法,一茬一茬人换过去,慢慢地,一些新上任的领导看到他就头痛,毕竟20年过去了,有几个人愿意关心他那点陈芝麻烂谷子的事?

  事情要从1990年说起。1990年,湖北省对“文革”期间未能分配工作的有学历群体落实政策,分配工作,杨道璋也名列其中。1969年毕业时,因处于“文革”时期,当时他未能分配工作,回了老家。

  1990年5月,荆门市人事局为杨道璋办理了落实政策的审批手续,并将杨道璋的介绍信开到荆门市东宝区劳动人事局,同时注明“分配到白庙街办企管会(乡镇企业管理委员会的简称——记者注),月工资82元”,东宝区劳动人事局又把介绍信开到白庙街道办事处,也作了跟上面一样的注明。

  杨道璋拿着介绍信去了白庙街道办事处。途中,他为了让妻子代成玉看看介绍信的样子,特地复印了两张,不曾想,这两张介绍信复印件竟成了他此后上访的主要依据。

  他把介绍信交给了白庙街道办事处一位姓王的负责人,这位负责人的意见是安排他到农业办公室工作,然而,分管人事的领导却不同意这样安排。他只好再去找街道办负责人,这次负责人让他去找乡镇企业管理委员会,但企管会的人却对他说,他必须先把革集石膏矿上的账算清楚再说。

  杨道璋报到前,在街道办下属的乡镇企业革集石膏矿从事销售工作。当时不知从哪传来风言风语,说他有经济问题。杨道璋急于维护自己的名誉,又盼着正式上班,于是催着企管会去石膏矿结账。

  然而,奇怪的是,企管会却一直拖着不肯安排结账。无奈之下,杨道璋只好天天催,但这一拖,还是拖到了1991年4月6日。算账的结果是,杨没有经济问题,反而是石膏矿还得发给他3000多元。

  结账后,革集石膏矿出具了一份名为《关于杨道璋同志结账处理意见》的证明书,证明他没有经济问题。上面的结算时间写的是1988年4月1日到1991年3月31日。但杨道璋说,实际时段应该是1987年到1990年。隐隐觉得不妥的他,要求予以更正,但原件已经拿走了。在复印件上,他要会计汪昌海作出修改和说明,但他还是放心不下,又让革集石膏矿时任矿长周志发等人签名作证。

  果然,算完账后,杨道璋再次去找街道办。街道办却说,1990年和1991年,革集石膏矿给你发了工资,又从来没在我们这边上过班,这属于自动离职。

  杨道璋觉得莫名其妙,自己天天急着想上班,你们不让我上。自从报到后,我既没在石膏矿上班,又没在石膏矿领工资,何来自动离职一说?但他没料到,这个问题,竟然也能纠缠他十几年。

  在这个纠缠过程中,他已隐隐感觉到,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时刻与自己为难,目的就是让他上不成班。

  结完账,他再去找街道办,街道办说手续没办齐,让他补手续,但人事局说手续齐了,让他再去找白庙街道办,双方各执一词,杨道璋夹在中间,反复跑,没有结果。

  无奈,他只好到省人事厅上访,然后回来再找荆门市人事局,但一直没有结果。那两年,他奔波在来回找省厅、市局和街道办的路上。

  上访多年后,杨道璋获得过一份自己的《干部介绍信》,在备注栏里写着“请将杨道璋干部介绍信开转白庙街办企管会”,落款日期是1990年5月14日,签字人为安朝湘。安朝湘时任白庙街道办事处组织委员。

  杨道璋这才明白,自己不是没分配工作,而是分配了,就在企管会。但是,区调查组调查到当时任企管会主任的张以山时,张却说,当时是口头通知杨道璋去革集石膏矿上班。

  杨道璋说,这纯粹是瞎扯,自己本来就在革集石膏矿上班,“这还能叫落实政策?”就算是让他去石膏矿上班,怎么又没有介绍信?“这根本说不过去。”

  有人悄悄给他“指路”

  从年近不惑到年近花甲,整整20年的上访,悲哀的是,与其他很多上访者一样,杨道璋夫妇要为证明一些细枝末节的事实而耗费年华。

  “就像要我们去证明1加1等于2一样,总在纠缠一些小事,让我们跑断腿”,杨道璋说。

  比如他们上访偶有结果时,上面组织调查组来调查,白庙街道办却始终强调安排杨道璋在革集石膏矿上班,且“当时石膏矿矿长证实杨落实政策后仍从事以前的销售工作”。

  这位矿长姓官,他出具证明称:“1990-1991年期间,本人在荆门市革集石膏矿任矿长。杨道璋同志在此期间在此矿上班,负责销售工作。落实政策后仍在矿从事以前的工作。”官的另一份证明说:“我在1992年元月调走时,杨道璋还在矿上班。”

  杨道璋和代成玉非常气愤,他们认为官是在作伪证。“他只在1990年当了几个月的矿长,……他1991年当矿长,工资表上怎么没他的名字?”代成玉说,事实上,从1991年1月3日开始,石膏矿就是由周志发担任矿长。

  原革集石膏矿会计汪昌海2005年出具的书面证明,也证明杨的工资结算就到1990年3月31日停止。后来革集石膏矿“一直未安排杨的工资和工作”。这份证明上,时任矿长的周志发写下了“情况属实”的字样并签了名。

  原革集石膏矿职工马正权、冯承贵等也纷纷出具书面证明,证明杨道璋1990年“落实政策后”未在原革集石膏矿上班。

  杨道璋说,调查组对革集石膏矿工资档案原始凭证进行过彻查,也没找到他在1990年4月后发放工资的证明。

  1992年4月,又有过一次莫名其妙的借调。杨道璋突然接到通知,他被借调到江陵师范学校校办企业油毡厂工作。这次借调的奇怪之处在于,江陵县属于荆州市,作为落实政策后分配到街道办的工作人员,竟然被跨地市借调。更为奇怪的是,杨道璋去了以后,却发现这个油毡厂厂房倒塌已久,根本不能生产,已经被当地设为砖瓦厂。杨道璋无奈之下,只好拍下照片,“留此存照”回到荆门。

  此后,他和妻子开始了漫长的上访历程。家境渐渐由小康到一贫如洗,再到债台高筑,人由壮年到头发灰白,“上班疑案”一直却没有进展。

  这期间,他的财政工资却仍在发放,只是没发到他手里而已。荆门市人事局1990年11月14日79号文件显示,他的“月基础职务工资定为89元”,而1993年荆门市白庙街道办事处劳动人事办公室的一份证明显示,杨道璋“月基础职务工资为壹佰贰拾贰元”。他的人事档案也存于该办公室。

  杨道璋说,一直到1996年,他的工资仍在他的名下发放。

  2001年,荆门市进行区划改革,原属东宝区的白庙街道办事处划归掇刀区。在这过程中,杨道璋的档案却离奇失踪了,掇刀区找不到,东宝区也找不着,杨道璋如同遭遇雷殛。这么多年的上访,凭借的就是档案还在。现在档案没了,十余年的上访路就如同做了梦一样,到头皆是虚幻。

  更可怕的是,这次区划改革后,不仅档案没了,街道办办理户口的人员也不肯为他读高中的女儿办身份证。没身份证,女儿没法高考。

  又是持续两年的上访,2003年,东宝区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档案室里,寻找过多次的杨道璋的档案竟然又再次神秘出现。

  也就在这段上访过程中,杨道璋说,某天,他在荆门市委大门口,有个人经过他身边,看四周无人,偷偷对他说了一句话:“你去查查李舒平,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李舒平分房享受的优惠让人怀疑

  李舒平何许人也?杨道璋此前不曾关注。但按指点查下来,他此后的上访重点,变成了指控李舒平顶替他的位置。

  在掇刀区白庙街道办事处2005年的一份文件中,对李舒平是这样介绍的:“男,现年37岁,1987年10月至1992年6月李先后在荆门市物资储运公司、白庙精细化工厂任司机,1992年7月至1996年7月在白庙企管会任司机(1993年8月)招工;1996年8月至1999年12月在白庙街办任司机;2000年至2002年先后任街办经贸办主任、副主任;2003年元月调入街办劳动保障事务所任所长”。

  据了解,经贸办即由企管会改名而来。

  李舒平的工作简历,确实与杨道璋有重合点,1990年杨道璋也被分配至白庙街道办企管会,却一直未能上班。

  调查过程中,杨道璋获得了一些材料,包括李舒平1993年的招工登记表,1996年的任职通知,1997年的《核编准增通知单》和1999年的《吸收录用干部审批表》(以上日期均为表上所填写日期)。

  这些材料显示出了许多前后不一致的地方,比如招工表与《吸收录用干部审批表》字体完全不一样,很可能不是同一人填写;其次,不同的材料上显示李舒平参加工作的时间和工作履历也不一样,比如,2005年的调查结论说1996年8月至1999年12月他在白庙街办任司机,但录干表上显示,他在1996年后担任白庙工业联合公司副经理,而在1997年的《核编准增通知单》上,原所在单位一栏却写着“区建安公司”。

  更为奇怪的是,招工表和录干表上,李舒平父亲的名字也不一致,一为“李家元”,一为“李永元”。

  李舒平现在的身份是白庙街道办劳动保障事务所所长。

  杨道璋据此认为:“李舒平的身份为农民,是在代替我的位置上班一年多才补了一个空挂假招工手续”。

  他的一个有力证据是,1999年,东宝区进行房改的时候,分了一批房子,当时只有具有国家干部身份的人才享受房改优惠政策。其他人即使属于事业编制,也需出市场价购买。

  而白庙街办的文件也显示,李舒平身份为工人,白庙街道办信访负责人王燕华说,李舒平是事业编制。但李舒平却在这次房改中享受到了房改优惠政策,杨道璋认为,只有顶替自己的资格才有可能。

  对于李舒平顶替杨道璋身份买房的说法,白庙街道办某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也说,他认为情况就是如此,因为当时即使是全额事业编制的,也是按市场价购买,不享受房改优惠政策。

  杨道璋开始举报:“白庙街道办事处瞒天过海、偷梁换柱用没招工招干的农民代替文革师范生的位置当官。”

  补发工资、解决住房、作退养处理,但事情并未结束

  上访十几年后,杨道璋一家已经沦落到了悲苦境地。外债借了数十万,代成玉又一身是病。没有房子,只好搭几个棚子容身。后来棚子成了危棚,他就搬到了白庙街道办的办公楼,被街道办安排住在一间门面房内。

  到了后来,他们连坐车的钱都没了,上访要走路,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走到要上访的部门,候着领导。走得远的时候,每天要走几十公里。

  女儿上学,学费和生活费也一直是东拼西凑,实在没钱的时候,一个馒头就是她全天的食物。

  伴随的还有屈辱。2003年,当地晚报刊登一篇《一贫困生7000元费用一笔勾销》的文章,正是以他们女儿为报道对象的。文章的通讯员是女儿的班主任,文章说她“自幼失去父母(父亲因车祸身亡,母亲离家出走至今杳无音讯),由其姨母收养。”

  2005年,杨道璋一家终于赢得了翻身仗。这年4月,白庙街道办发出7号文件,决定对他的问题作出如下处理:

  一是据实补发杨道璋1990年4月至1992年3月落实政策到企管会期间及1993年4月至2003年3月未工作期间的工资;二是把他的身份定为事业干部,将他作为事业单位退养人员处理;三是负责为杨道璋落实房源。

  这一处理,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杨道璋多年上访的诉求。虽然他对历史问题仍然没能说清楚很不满意,但毕竟结果是好的。

  然而接下来,他却无法认同定出的工资标准,也坚持要回分给李舒平的房子。这之后,他们又开始了长达5年的上访,这次上访的焦点变成了两个,一是工资标准,二是到底该补偿哪套房子。

  杨道璋说,对于工资标准,他认为少算了很多,对于住房问题,有领导也曾口头承诺收回李舒平原先分配的房子,再分配给他。有领导人不仅答应收回房子分给他,甚至还让白庙街道办信访人员王燕华带他实地去看房子。

  王继华证实,确实带杨道璋看过李舒平分的那套房子。“当时领导找他来谈情况,领导让我带去看看”,“也不知道领导是什么意思”。

  但掇刀区信访局副局长阳玉峰认为,杨道璋要回李舒平原先分配的房子的要求,明显是偏执的表现,因为这套房子已经卖了几轮了,杨道璋要房子的举动,就像要把泼出去的水再收回来。

  然而,杨道璋坚持认为:“我的要求都是合理要求,并不过分。”他说,上访二十年,他已经快到了家破人亡的地步,也实在不愿意再上访了,“如果我没有遭遇这些黑幕,如果不是问题迟迟不能解决,我又怎么会去上访,政府部门又何需花这么多钱,防止我上访?”

    多个部门拒绝作出回应

    2010年5月21日,记者前往湖北荆门就杨道璋工作问题进行采访,在采访政府部门时,虽辗转多个部门,却少有人愿意作出回应。即使有人说上两句,也强调现在问题的焦点是工资标准和房源问题,前面的历史不再争议。

  李舒平拒绝接受采访,说上头已有结论,让记者去找掇刀区纪委和组织部。

  知情人士透露,掇刀区区委老干部局局长郑忠富专门负责调查处理杨道璋的问题,最了解情况。5月21日上午,记者在掇刀区政府办公楼5楼找到郑忠富,他却说:“我不了解,我完全不了解。”并要记者去找信访局或人事局。

  郑忠富告诉记者,人事局贾局长最了解情况,他就在三楼办公。

  然而,记者到了人事局后,却被告知贾局长已多年未到局里上班。

  记者又给掇刀区委常委、纪委书记李克英打电话。她表示自己正出差在外,对于杨道璋举报李舒平顶替的问题,她说:“纪委参加过调查,不存在顶替的问题,可以看档案。”

  她建议记者找郑忠富,记者回应“郑忠富说完全不了解此事”。李克英在电话中说:“他怎么会不清楚?他对这个事最清楚。”

  记者再次去找郑忠富,但他已离开办公室。拨通他的手机,郑仍然坚称不了解情况,让记者去找信访局。

  然而,戏剧性的是,掇刀区信访局副局长阳玉峰得知记者来意后,马上表示:“我们有具体包上访户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请跟郑忠富联系,他是老干部局的局长,他最清楚情况”。

  阳玉峰让掇刀区区委宣传部工作人员联系郑忠富,但郑忠富仍不愿接受采访。

  5月21日下午,记者联系到掇刀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区人事局局长、编办主任滕明欣,她回应说安排副主任许云华接受采访,记者见到许云华后,戏剧性的一幕再次出现,他也强调郑忠富最了解情况,但他与郑忠富通完电话后,却让记者找白庙街道办党委书记赵正旺采访,并说已经作了安排。

  当记者打通赵正旺的电话后,赵却说正在鄂州,并说组织上并没有安排他接受采访。

  此后,记者又多次联系郑忠富,但他始终未接受记者采访,也未对杨道璋的问题和是否存在顶替情况作出解释。

  对于杨道璋的问题,掇刀区信访局副局长阳玉峰说:“我们的维稳成本是很大的,在杨道璋身上,这几年,保守地估算,花在他身上的人力、物力、财力加起来有几十万。”

    采访像上访

  从年近不惑到年近花甲,整整20年,与其他很多上访者一样,杨道璋夫妇要为证明一些细枝末节的事实而耗费年华。

  记者问,这样做值得吗?杨道璋的妻子代成玉老泪纵横:“不是我们想上访,是逼得没有办法,到了后面,没有其他出路了,只能一条道走到底。”

  有些人说上访的人偏执,掇刀区信访局副局长阳玉峰就认为杨道璋很偏执,并举例证明杨“思想的偏执程度”。但杨道璋说:“不是我们想偏执,不也是被逼成这样的吗?”

  20年来,这对夫妇上访的那些部门,人员换了一拨又一拨,不少人都有个共同特点,就是看到他们俩避之唯恐不及。有些人被他们堵了个正着,不是借口要开会就是外出,要不就是找别的理由把他们打发走,或者告诉他们“明天再来”。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20年晃晃悠悠就过去了。

  查清和解决一个问题真的那么难吗?需要上访者和政府耗费那么巨大的成本吗?这里面,究竟有一种什么机制,或者什么样看不见的手在起着作用?

  5月21日,荆门市风狂雨骤,当记者在荆门市掇刀区和白庙街道办多个部门寻求采访的时候,辗转由一个部门引向另一个部门。跑了一整天,去了近10个单位,联系了包括掇刀区纪委书记、组织部长、老干局局长、人事局局长及副局长、信访局副局长、白庙街道办书记及副书记后,却一直未能获得明确的解释。对于掇刀区声称调查过,杨道璋上班一事不存在顶替的情况,也未能得到任何证据证实。至于那些疑点,更无人作出解释。

  这次采访多少看起来有点像上访,记者因此也深刻地领悟到了“老上访户”究竟是怎么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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