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基本听不到‘不同声音’

在中国基本听不到‘不同声音’
----某位曾在中国担任过国有厂长的外国企业家说
文/汪华斌

     今天碰见一位外国朋友，他的父亲竟然是曾经在中国担任过国有企业厂长的企业家；他说他来中国时，父亲告诉他在中国基本听不到不同声音；因为你的下级全部把你的话当成指示，而你的上级又根本不听你的话。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国肯定只有一种声音；那就是指示。所以他的父亲要他千万别自以为是，因为在一个没有不同声音的社会很容易犯错误。经过我们自己的品味，我们身边还真的就是没有不同声音。
    首先我们社会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没有权力而只能惟命是从的人；另一种是有权力而只发布命令的人。惟命是从的人表现出比幼儿园的小朋友还无知，所以对上级领导的指示是那么虔诚；而发布命令的人又是那么自高自大，好像天下没有他（她）不懂的事。正是这样的单一声音，才使得我们社会是那么和谐。无论领导是多么错误的决策，我们全部是当成最高指示而学习领会。所以中国的各级领导天生就是发布指示的，而中国的下属（含老百姓）天生就是听指示的；更为有特色的是，我们的领导在自己的下属面前是发布指示的人；而转身到自己的领导面前，他（她）又变成了只会听指示的人；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本事。没有这个本事，是当不了领导的；这也是中国官只能是特殊天才的人才能当的原因。
    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社会，基本原则就是下级服从上级；而少数服从多数。然而实际的生活中，却永远是下级服从上级；副职听命于正职。如我们的党委会选拔干部，大家议论了半天；最后还是一把手一锤定音。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开党委会时发言积极；但却一把手根本没有听，因为他（她）在准备自己的指示。所以我们经常参加党委会的副职都知道，自己参加会实际就是有个提前知情权的权力；因为自己也只是一个听指示的人。所以我们的党委会不会有不同声音，全部是集体研究决定；实际也就是一把手的个人一言堂，因为这是我们社会的潜规则。
    有一次我在国外听外国人问我，你们国家的领导是多么不好当呀；因为每次的指示都是全体通过，根本没有不同声音。这样的领导需要多么伟大的才干呀，因为一人难调百人心是人类的共同难题；但你们国家的领导竟然连全国人民的心都摸清了，所以任何决策都能得到全体成员的共同拥护。我当时还真的不知道如何回答，只能是搪塞了事。因为我知道我们任何领导的任何指示都不需要思考，哪怕是错误的也是最高指示；这是我们社会的潜规则，也是我们社会的当官守则。我们的政协如此，我们的人大还是如此；就是我们的党代会还是如此，因为我们参加会实际就是去听领导指示的；所以我们任何会都不会有不同声音。
     我想起了我单位负责人是一位没有实习的研究生后，他开的第一次党委会竟然是表决民主党派人士下岗的问题。这应该是任何有点社会经历和统战经验的人都认为是错误的，可我们的党委会竟然全票通过了民主党派人士下岗的决议。最后上级领导来查，这竟然是党委会集体研究决定的；所以最后连中央统战部也无能为力，只能眼看民主党派人士被强制性下岗。这就是我们这个和谐的社会，一个没有不同声音的社会。
     虽然我们知道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是在不同声音中立项、建设起来的，但这却是毛泽东时代的产物。因为仅在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上，就有167位委员单独或联名提出17件提案；具体全部是对该工程在地质、环保、移民、文物保护等各方面的利弊得失以及在技术、人才、财力、物力等方面的可行性、可靠性进行广泛的论证。然而在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中，我们强调的却是权力下放；结果我们社会的不同声音没有了，到处是领导的指示声音；最后我们社会的“躲猫猫”、“楼歪歪”、“开胸验肺”、邓玉娇案、“钓鱼执法”等，竟然只有在网络上才有不同的声音而得以还原真相、伸张正义的。再看我们的房价、农村城镇化建设等，竟然同样是没有不同声音；这就是我们社会的真实现象。
    为什么我们领导没有不同声音而敢决策呢，原来还是因为没有责任的原因；决策成功了是自己的功劳与政绩，决策失败了可以说是下面执行出了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们社会的幼儿园小朋友当官了也敢决策；因为这是一种文化的体现，也是一种权力的象征。成功了是自己的伟大，失败了是全民所有制的学费。正因为如此，我们社会没有哪个领导愿意听听不同意见；因为不同声音代表内部不和谐。所以一旦内部有了不同声音，领导千方百计地也要把不同意见的人调出。为了保障任何单位的和谐，我们社会开创了领导随意性下岗的特色；这是保证内部没有不同声音的最好途径。
     虽然管理学上说不同声音是成功的保障，但我们社会没有不同声音同样也能成功；所以我们社会就全面抹杀了不同声音。也正因为如此，外国人都知道中国社会没有不同声音；因为这也是我们的中国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