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校园血案需从根本着手

(2010-05-13)

　　● 周慧来

　　近来频频发生的校园血案，引起中国各级政府的重视，各地都相应加强了校园安保措施。这种亡羊补牢的行为，对预防校园血案的再次发生肯定有一定的作用，但它无疑也将进一步加大社会管理成本。更为重要的是，它能否从根本上遏制这种社会暴力事件的发生则大有疑问。

心理扭曲与社会暴力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这种生物链（也称食物链）在动物世界普遍存在。其核心特点是弱肉强食，弱者没有能力对强者施行逆向报复，只有向比它更弱的动物下手，这被人类社会概括为丛林法则。

　　与其它动物世界产生根本区别，是人类文明产生的意义所在。几千年以来，通过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人类社会创造了相应的价值观念，并通过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拓展和实施。随着文明的进展，丛林法则的强度在人类社会中不断降低。

　　公平、正义的核心就是人人在公认的是非对错面前平等，不分强弱。一个健康的社会可以通过道德、信仰和法律对强者的不义和不法行为进行谴责和惩罚，还弱者一个公道。这就是文明的真谛：在人类社会中，弱者可以对强者实施逆向“报复”，强者不能总是为所欲为。

　　在正式的社会奖惩体系之外或空白之处，人类社会产生了另外一种弥补公平和正义不足的现象。自古以来，中国的侠客，西方的骑士，都是社会期待的英雄，在社会和政府救济不力的情况下，侠客或者骑士能够替弱者伸张正义。当一个或若干人能够对不义的强者施予报复或惩罚时，他们往往会被社会或很多人视为英雄。

　　因此，当袭警的杨佳被很多网民视为英雄，受害幼儿家长在江苏省泰兴发生幼儿园血案后，举着“杀贪官英雄，杀孩子狗熊”的标语游行就值得深思。这说明了在今天中国，一些人对社会不正义进行报复的一种理解，这种理解与其说是对贪官及其社会不公的一种愤怒，不如说是一种无奈：因为普通民众对惩治贪官、打击腐败、反抗社会不公基本上无能为力。

　　当强者可以对弱者为所欲为而不受惩罚，而后者备受欺辱却无还手之道时，弱者的选择大抵有这么三种：一种就是忍气吞声，与动物一样只有生存没有生活，人的尊严荡然无存；一种就是由于极度压抑而患上各种精神疾病；第三种就是向比自己更弱的对象施暴，以期引起社会关注、平衡自身扭曲的心理。

　　接二连三的校园血案属于弱者选择的第三种情况。当全社会对郑民生之流进行强烈谴责的同时，我们还应该做更多的事情。

中国需要社会矛盾解决机制

　　当今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三化并进，社会急剧转型的关键时候，社会矛盾的大量出现几乎是必然的。这从发达国家的历史中可以看到。

　　当普通民众面对政府官员乱作为或胡作非为而无能为力的时候，说明的是社会对权力制约的缺失，比如湖南长沙芙蓉区房产局局长，指挥手下马仔对拆迁户大打出手等暴力拆迁事件。

　　当普通民众面对社会领域内部矛盾需要予以解决，而政府官员或执法机构无所作为的时候，说明的是社会矛盾解决机制的缺位，比如福建南平小学血案后，一民众跪求市委书记雷春美，扬言不给伸冤就杀人。

　　当今中国社会矛盾的出现及其解决不力，与上述两种情况相关。因此，中国急需建立这么一种机制：政府高层通过制度建设加大反腐倡廉的同时，建立社会对政府官员的权力进行监督的通道，这个机制的核心就是自上而下的制约，与自下而上的监督能够相辅相成，使政府官员和执法人员有所作为，合理作为。

　　与此同时，中国还需要加快公民社会的建设。

　　实践上看，公民社会能对国家权力进行有效制约。在中国这个具有几千年“大政府、小社会”历史传统的国度，社会孱弱，一片散沙。执政者长期对任何可能制约其权力的公民社会发展，持一种敌视态度。

　　中国还是一个缺失宗教传统的国度，实用主义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中，面对急速的社会结构变迁和利益调整，因为信仰缺失、价值观变异，中国人非常容易陷入“精神迷失”的状态。

　　因此，在今天中国，公民社会不但是对政府权力的一种制约所需，还是社会自我完善和修复的必需。

　　建立公民社会的一个核心，就是各种社团和非政府组织的自由产生与发展。在利益分化、价值多元和传统亲情大家庭解体的现代社会，社团可以成为各类人等的心灵归属。当一个人处于郁闷彷徨，或者面临一些社会和生活难题的时候，社团既是一个沟通、缓解甚至是发泄的平台，也是提供解决问题的建议和方法的场所。

　　任何社会都存在各种失败者。一个成熟而健康的社会，能尽量减少失败者或者降低失败程度，更重要的是这种社会能够对失败者抱持理解和宽容，对失败者给予抚慰，使之心理不至于过度扭曲。失败者不会被社会所歧视或抛弃，公民社会的意义正在于此。

　　校园血案在中国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和争论，我们不能因为争论而忘记挖究血案背后的根源，放弃对更深的解决问题之道的探讨分析。否则，按下葫芦浮起瓢，死了郑民生，还有后来人。

作者是中国上海复旦大学法学博士

《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