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香港为何没有血腥拆迁

              新华网9月14日报道 

一场公共危机在千钧一发之际化险为夷。

上周四，是港府拆迁紫田村的最后期限，之前港府声明不提高赔偿标准，不推迟拆迁期限。紫田村村民扬言抗争到底，全村数十人写下遗书。事件看起来已经不可调和。

然而，在议员、法官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协调下，一场激烈的拆迁事件奇迹般地以和平收场。

血腥拆迁为什么没有出现?议员、法官做了怎样的协调?官员以及村民又进行了怎样的博弈?检视这个化险为夷的样本，对血拆频发的内地，无疑具有很大的启示价值。

上周四，是港府规定的紫田村拆迁大限。当天早晨7时，有村民把家中的破家私、杂物搬至村口，堵住政府的拆迁队。有的村民用大铁链锁住自家大门，用树枝堵住门口。与此同时，十几位警察也架起了铁马，维持秩序。

就在各大媒体架着照相机、摄影机，准备拍摄冲突画面时，村民黄伟兴一路小跑，出现在村口。他手里紧攥着刚申请来的法院“临时禁制令”，这意味着在当天下午1点前，港府无权进村进行清拆。

此时，区议员也举着大喇叭，边带着村民喊口号，边告诫政府：禁制令已来，如清拆队强行进紫田村，村民将按照法律办事。随后，立法会议员刘皇发也赶到了。现场，他紧急和港府相关部门——房屋与运输发展局协商。经过1个多小时的斡旋，港府终于决定推迟两周拆迁紫田村。

议员的担当

区议员为村民跑腿近三年

从2007年底，政府宣布紫田村的拆迁决定时，屯门区议员陈树英就一直参与该事件。从建议、帮助村民成立“紫田村清拆及收地问题关注组”，到村民每一次去立法会请愿、示威，她都亲力亲为。在这场政府和村民利益的博弈中，她有效的工作及时疏导了村民随时可能爆发的情绪。

陈树英介绍，其实紫田村属于屯门保良选区，而她在兆康选区。但由于她的办公室位于兆康苑兆康商场二楼，此处离紫田村步行仅约5分钟。于是，她成了村民最容易找到的议员。所以，当村民们得知政府要拆紫田村时，就直接找到了她。

陈树英做屯门议员已经16年，她形容自己的角色是“跑腿的、联系人、桥梁”，并没有实质的权力，不像立法会议员有权改变政府的政策。陈树英总结说，自己在紫田村拆迁事件中所做的工作有三项：向立法会转达村民的诉求;向政府行政会议请愿，要求他们接受村民的投诉;要求屯门区议会关注此事，促成屯门区议会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

2007年12月，政府在紫田村村口张贴了通告：紫田村要拆迁，村民们要在2010年3月迁离村子。此时，村民也陆续收到了地政署发来的寮屋清拆通告和收地通知。第一个来找陈树英求助的村民是陈子仁，他以收地苛刻向行政会议提出反对，由陈树英议员办事处转交。

随即，陈树英发起成立了“54区(紫田村)清拆及收地问题关注组”(以下简称关注组)。为保障村民的权益，她建议村民们组织起来，成立清拆收地问题关注组，以集体力量争取合理的收地和清拆条款。

陈树英打印了多张“同意书”，发给受拆迁影响的村民。如果他们同意成立并加入关注组，就在2008年2月29日之前填写相关表格，交回她的办事处。3月初，她会组织关注组成员开会讨论有关问题和将来行动的部署。

在陈树英的办公室里，有一个很厚的文件夹，里面摆放着有关此次拆迁的所有资料，包括当时村民签的同意加入关注组的回条。回条上有村民的签字、联络电话、地址，并写着“群策群力、保卫家园、捍卫权益”。

此外，陈树英还建议村民们在社交网站facebook上建立保护紫田村的网页，通过网络号召市民关注紫田村。

两次组织村民到立法会请愿

2008年4月，距离政府规定的搬迁日期还有2年，陈树英第一次安排村民们到立法会请愿，要求检讨、修订相关法律《收回和清理土地的特惠津贴》。但是，此次请愿无疾而终。此后，立法会议员和政府官员开会，处理紫田村拆迁投诉案。2008年10月，行政会议通过在紫田村这块土地上修建公屋的决议，不接受村民的反抗诉求。2009年3月，行政会议正式通知政府收地。

2010年4月，陈树英再次组织村民向立法会请愿。这次，立法会的回复是：“立法会秘书处安排立法会当值议员和关注组举行会议。请关注组尽早将有关资料送达立法会秘书处，以便议员有足够时间参阅有关资料。”

收到立法会回复后，陈树英印刷了黄色的宣传单，挨家挨户发放。要去立法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村民必须签名，确定具体人员。

接着，她又给香港各大媒体发去了“采访立法会申诉行动邀请函”。“我做的每一步都在试图推动事情的进展，但是毕竟我们没有决定权。”

危机关头“发叔”又出大力

拥有决定权的是香港立法会议员和行政会议成员。而出生于屯门的刘皇发既是香港立法会议员，也是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还是新界乡议局主席。在拆除菜园村为广深港高铁让路时，刘皇发出了大力，最终促使菜园村的拆迁赔偿特事特办：港府同意在菜园村附近买地，全村90户一起搬迁等。这次，紫田村的村民也希望“发叔”帮帮忙。

9月9日，政府规定的清拆大限当天上午9时，刘皇发第一时间赶到了紫田村。在30℃的高温下，他穿着西装，成了最忙的人。一会儿，他被媒体重重包围，在密集的话筒前回答问题;一会儿，他又夹在了村民中间，聆听村民的诉求;一会儿，他又独自站在路旁，打电话给香港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郑汝桦和相关部门，讨论延迟清拆期限。

经过1个多小时的反复沟通，刘皇发带来了好消息，政府同意清拆延迟最少两星期，让村民可以开开心心、安安稳稳地过中秋节。此时，村民欢呼着鼓起了掌。

刘皇发表示，这期间，希望村民们和政府好好协商，并呼吁居民“牺牲小我，完成大我”，而这句话，在协调菜园村拆迁事件中，他也曾反复提及。他将继续协助村民和政府沟通，希望官民互相谅解，市民得偿所愿的同时，政府也可以顺利进行拆迁。

危机化解后，又有几个立法会议员相继赶到紫田村。询问村民具体情况，现场派发名片，寻求解决问题办法。

法律的威严

法院一大早发“临时禁制令”

9月9日一大早，香港高等法院“临时禁制令”及时“赶”到紫田村。而就在“临时禁制令”为小村赢得的宝贵的4小时内，港府也做出了直至9月27日再拆的让步决定。一纸“禁制令”积淀着香港深厚、规范的法律制度。

何君尧律师是屯门乡事委员会最新委任的义务法律顾问，委员会第二副主席曾展雄将紫田村的案子转介给他。之前，关注组已向屯门乡事委员会投诉了此事。

根据《收回土地条例》和《道路(工程、使用及补偿)条例》，去年7月17日，紫田村地段已划归政府。今年7月2日，港府张贴“停止占用政府土地公告”，8月3日开始了拆迁行动。但拆迁受到村民抵制后，港府又同意清拆期限延至9月9日。

9月7日，港府规定的清拆大限的前两天。关注组成员黄伟兴找到了何君尧。何感慨：9月9日政府要清拆。9月7日，关注组才来找律师，时间太迟了。“他们对自己的法律权利并不了解。”

律师找到港府不近人情处

何君尧和关注组成员紧急商讨。他发现，政府有做得不尽人情的地方。8月3日，政府第一次来到紫田村进行拆迁。虽然政府承诺最后期限延至9月9日，“看起来宽松但还是缺少人情味”。特别是中秋节快到了，这是人月两团圆的节日，有特别的意义。而这时，政府要拆散村民的家园，太讽刺了。

村民们希望继续有两个月的宽限期。政府应该酌情处理，让气氛融和。所以在9月8日，何君尧给港府发去了相关信件，但是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9月9日早上7时，何君尧和关注组成员黄伟兴赶到了区域法庭。何律师介绍，香港专门设有当值法官，24小时处理紧急案件，只要拨打电话预约即可。这时，区域法庭当值的法官立刻发出办理“临时禁制令”的指令，高等法院随即下发了临时禁制令，要求港府在当天中午1时前不能进入紫田村清拆;并规定中午12时，紫田村村民和港府双方律师代表回到法庭进行聆讯。但是因为当天上午议员的有效沟通，港府公开表示推迟拆迁直到9月27日。所以，村民们没有进行相关的司法复核。

关注组成员黄伟兴坦言，之所以迟迟没有找律师，咨询有关申请禁制令的法律程序，是因为申请禁制令的律师费高得让人咋舌，超过了50万港元。何律师坦言，在香港人人有权申请禁制令，但在经济上确是不容易的，是一笔沉重的负担。此外，还需要在法律上有理有据，站得住脚，还要承担担保性的赔偿。

公益律师帮了村民大忙

但是，紫田村村民很幸运，他们得到了公益律师何君尧的帮助。在拆迁事件中，村民们一般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加之香港的律师收费普遍较高。这时，公益律师至关重要。

何律师建议，村民遇到拆迁问题时，如果认为自己理由充分，就要及时咨询法律意见。

比如这次紫田村拆迁事件，当2007年7月17日，紫田村的土地已成为政府官地，村民们到底有没有理由留在这块土地上，这就是一个问题，这会让村民很被动。其实，港府在处理“菜园村事件”时，最终采取了“特事特办”。现在，离菜园村拆迁还不到12个月，其处理结果完全可以成为紫田村的参考。

何律师认为，争取的两周延缓期给了协商的机会，但拆迁毕竟不能这样无限制地拖下去。村民的诉求并不苛刻，也不是无理取闹。其实，村民就是想和政府和谈，想得到公平的待遇。因为政府施行的这套拆迁补偿标准是20多年以前的，没有与时俱进。

“你想想看，现在村民住的是二三百平米的大房子，几代同堂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虽说住的不是豪宅，但也安享天伦之乐。现在不仅赔偿金额太少。就算是重新安置，村民们也要搬到10多平米的公屋，落差较大。”港府要善待村民。不过如果最终真的谈不拢，那只有上诉到法庭了。

村民的团结

团结起来成立关注组争权益

当年菜园村拆迁时产生了“石岗菜园村关注组”，关注组凝聚了菜园村核心村民的力量，在统一的部署下和政府协商。而紫田村村民三年前也成立了“关注组”。

成立关注组三年来，在议员的帮助下，成员们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

比如在社交网站facebook上成立了“还我紫田村”小组，利用网络发布最新消息。现在，该关注组已有200多关注者。有的村民还把自己的祖辈和紫田村的温情故事贴在facebook上，还有村民专门负责转载各大媒体关于紫田村的报道。

一位村民在facebook上写道：“再过两星期，紫田村就可能被夷为平地。从出生到现在，有很多关于村子的记忆。比如，五六十个人一起吃晚饭，晚上月圆时，举着灯笼满村子跑，夏天时，爬树摘黄皮。天气好时在村子里野炊，下雨时摆风水阵，水浸时放船仔。而这一切都将变成水滴，永远长埋于紫田村和我们的心中。”

9月8日，就在政府规定的清拆紫田村大限前一天，关注组的核心成员又在facebook上贴出了一封“致各大媒体机构”的信。村民们希望9月9日清拆当天，能有大批媒体前来报道，希望“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迫使政府全面检讨和改善乡村收地政策”。

清拆来临村民分工合作

9月8日这一天，当村民们明白政府不可能就最后清拆期限作出任何修改时，关注组的成员开始通宵达旦地向法院申请“临时禁制令”。中午1时，关注组成员黄伟兴和律师迅速准备资料。9月9日凌晨，两人紧急向高等法庭申请将清拆期限延迟两个月的禁制令。

此时，关注组另一成员林生则向公司请假，“留守”村中，接待前来采访的记者，并带着记者采访典型个案。

9月9日，一纸临时禁制令和议员的斡旋，让紫田村再次暂时性逃脱被清拆的命运。当天下午，关注组又组织了一场记者会，再次向媒体表达村民的诉求：先做好安置再清拆;赔偿地上物业的建筑费;增加地价赔偿价。

香港独立媒体编辑Damon分析，现在如果有村子遇到拆迁，村子都会运用正规、甚至较为专业化的方式来捍卫自己的家园。相比2008年11月菜园村居民反对政府拆迁，紫田村村民的方式更为温和。因为港府要在紫田村上兴建公屋，所以村民还是持支持态度，只是通过媒体或社会化网络不断表达着想和政府和谈的要求。

Damon回忆，那时，独立媒体还参与了菜园村保卫家园的运动，写了很多感性的、打动人心的报道。那时，菜园村居民关注组采取的方法也更多元化，比如大游行;邀请社会各界人士参观菜园村。因为菜园村更像是几十年前，香港远郊地区的缩影，更有农村的味道。比如高婆婆不愿家园长满杂草，一大把年纪了还坚持种菜，通菜、桑仔叶、蕉叶、大树菠萝，每种作物，她都记得谁给的种子，种植的经验，收获的时间。所以，回顾菜园村的历史，仿佛是在阅读一部温情的香港史，很多港人感同身受。

港府的克制

充分征集民意下的妥协

这场危机的暂时化解，港府也展示出尊重民意之下的妥协。可以看得出，港府在处理此事时小心翼翼，尽量避免极端事件发生，当议员介入协调，让村民安心过中秋时，港府很快就接受了。而且，在之前的8月3日，港府的首次拆迁在受到村民抵制后，港府已经做出过一次让步，把强拆延迟至9月9日。

在之前的菜园村拆迁事件中，港府也是尽最大努力避免极端事件发生。不但答应把补偿提到历史上最高，还同意让菜园村异地重建，最终事件也是和平收场。

“这个结果并不是我预期的最后结果，但只有妥协才能保住村民的最大利益。”协助菜园村重建计划的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助理教授陈允中说。按理说，香港是法制完善的社会，根据《土地条例》、《铁路条例》等法例，政府完全拥有强制收地的权力。而港府偏偏没有强拆，反而先后派官员下村40多次了解民意，直到特事特办，天价赔偿。

掌管香港旧区重建、拆迁重任的市区重建局主席张震远，之前在接受本报专访时也一再强调，拆迁要改变居民的住房，争议性必然很大，所以一个项目实施前，必须要进行足够的公众咨询。

在香港，一个拆迁项目，究竟有多少途径征集民意?张震远举例如下：首先，我们会出席区议会、立法会的议员质询，回答议员疑问;其次，我们会到重建社区举办展览、巡回路演、居民座谈会，公布重建规划内容;此外，还有集思会、社区工作坊、民意调查等征集民意、鼓励市民就重建规划提供意见。

港府的作为并非“软弱”，香港政府的施政考量不但要照顾民意，还得留心来自媒体舆论监督的压力以及议员的非议。因此面对刺激民意的拆迁项目，港府的民意征集详尽仔细，项目进展旷日持久。香港观塘重建项目启动12年至今仍未完工。

对于拆迁效率，张震远还举过一个很形象的例子：“以前曾有市建局董事到内地参观市区重建的做法，这位董事回来后非常兴奋地对我说，他参观项目整个旧区收购时间只需要46天，如果香港市区重建也有这种速度该多好。但我看法不一样，收购速度是很快，但一个涉及老区居民居住环境的重建项目，速度不是首要考虑的因素。

重建时间短，必然是剥夺了居民表达意见和提出反对声音的权利。完全不给机会让重建区居民表达意见，这种做法并不和谐，由此也很难建设一个和谐社会。”

■声音

向立法会转达村民的诉求;向政府行政会议请愿，要求他们接受村民的投诉;要求屯门区议会关注此事，促成屯门区议会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我做的每一步都在试图推动事情的进展，但是毕竟我们没有决定权。

——屯门区议员陈树英

政府有做得不尽人情的地方。特别是中秋节快到了，这是人月两团圆的节日，有特别的意义。而这时，政府要拆散村民的家园，太讽刺了。村民们希望继续有两个月的宽限期。政府应该酌情处理，让气氛融和。——香港公益律师何君尧

(重建)速度不是首要考虑的因素。重建时间短，必然是剥夺了居民表达意见和提出反对声音的权利。完全不给机会让重建区居民表达意见，这种做法并不和谐，由此也很难建设一个和谐社会。——市建局主席张震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