钉子户上访被关“学习班” 受私刑被迫签检讨书

 

 64岁的孙银侠展示被打后留下的照片证据。摄影：南都记者 占才强

 孙银侠演示“蹲马步”。

 张秀林被打后拍下的照片证据。

 孙银侠、王乃谋演示“鞋板互扇脸”。

　　■江苏泗洪，钉子户们在神秘大院的悲惨遭遇

　　■南都记者面访数十受害者证实该地方的存在

　　江苏省泗洪县，有个地方叫“那个地方”。

　　因为被关过“那个地方”的人，对“那个地方”叫法不尽相同。有的叫“秘密大院”，有的叫“黑屋子”，有的叫“黑看守”，有的叫“黑监狱”，有的叫“私设的牢房”，也有的叫“不知道叫什么地方的地方”，大多干脆就叫“那个地方”。

　　也许有人知道，但很少人愿意称呼那个地方的另一种称谓———信访学习班———被关过里面的人，自称没有接受任何法制学习，相反，他们受到的是“不许睡觉”、“面壁”、“蹲马步”、“端水盆”、“坐凉地”、“互扇鞋板”、“用棍抽”，甚至用针扎、猥亵性骚扰等等“酷刑”。

　　被关者多为当地“刁民”：上访告状者、拆迁钉子户等。在写下“检讨”、“保证书”，同意在协议上签字后，他们才被允许从“那个地方”放出来。

　　“那个地方”到底是个什么地方？虽然泗洪县官方否认有“那个地方”的存在，但在南都记者三赴泗洪面访到的被关押者中，已有数十人亲证了“那个地方”的存在。而来自他们的不完全统计，泗洪县先后被关过者至少有一两百人。

　　更有当地知情官员披露，泗洪的“那个地方”，脱胎于早年的“信访学习班”，经数年嬗变，已由最初主要针对上访告状者，进而演变成也同时针对拆迁钉子户；由起初分散在各乡镇不固定地点，变成集中一处相对固定的地方。

　　这位良知官员呼吁，泗洪县“信访学习班”的实际操作手段，江苏省及中央并不知情，而这种由地方秘密私设、类似地下监狱的维稳场所，不仅让法律在这里扭曲，更极大伤害了民心所向，成为基层社会最黑暗的死角。其隐密存在与现代法制社会严重背道而驰，及时取缔已经刻不容缓。

　　被抓

　　“钉子户”被强行带入神秘大院关进小黑屋

　　64岁的孙银侠没想到，在她的后半生会经历“人生中最黑暗的一幕”。

　　而这一幕的开启，始于从天岗湖乡政府打来的一个电话。

　　2010年6月1日下午，正在家中喂猪的孙银侠突然接到村干部的电话通知：孙主任你过来一下，乡政府有事找你。早年孙银侠曾做过村妇女主任，村干部还是习惯地叫她“孙主任”。

　　下午约4点半，孙银侠来到离家不远的乡政府办公大楼。乡干部在二楼接待了她，并谈起她家房屋拆迁的事———起初孙以为，这次乡政府喊她来还是谈拆迁，劝说她尽早在协议上签字。

　　等待过程中，另两位村民王乃谋、王乃好也被先后叫到了乡政府。两人和孙一样，是最后几家尚未在协议上签字的“钉子户”，也都以为是被乡政府叫来谈判的。

　　当着乡干部的面，王乃谋、王乃好先后表态，拒绝在拆迁协议上签字。孙银侠最后一个表态，“我就一句话，拆迁补偿(标准)太低，要么按面积一平方米换一平方米，要么你们就把我赶走！”谈话随后陷入僵局。

　　“过了没多久，”孙银侠回忆当时的突发场面，“从外面开进来一辆依维柯车，就停在乡政府的院子里，下来一二十人，两三个架一个人，把我们三人塞到了依维柯里面。”

　　王乃谋事后回忆当时情形与孙银侠相仿。

　　上车前，王乃好大喊“我犯什么法”，但不由分说被摁进车内。孙银侠上车后边挣扎边喊“你们要把我们弄到哪里去”，也被压得动弹不得。

　　“拖我们的时候，乡干部、村干部好几个都在场，他们看着我们被抓走的。”孙银侠的这种说法也被王乃谋佐证。

　　车子驶出一百多里，在近一个小时后开始进入目的地，“拐了一个弯，又拐了一个弯，进了一道门，又进了一道门”，最后三人在一个四周都是围墙的大院里被放下。

　　“有两个大铁门，这个铁门进去，里面还有个铁门。”事后孙银侠回忆大院的结构，“里面有一排带走廊的平房，一共是八间房，其中六间有窗户，东头的两间光有门没有窗户。”

　　孙银侠被关进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关上门，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了。”“有十几个平方米，里面脏得不行，只有一张破破烂烂的小床。”

　　然而这张床并不是给她睡的。孙银侠说，床是给负责看守她的人睡，“我们只能站着，或坐在地上。开始不让俺们睡觉，后来实在困得不行，也只能坐在墙边靠一下。”

　　负责看守他们的人，孙银侠说，有十几个人，年龄大的五六十岁，小的一二十岁，“有几个胳膊上刺着青，一看就是社会上的地痞流氓。”

　“教训”

　　饿着肚子接受各种“酷刑”，还要用拖鞋互抽脸

　　当天晚上，孙银侠被要求面朝墙壁，脸贴着墙站了一夜。“不给吃也不给喝，还不能动，动了就要挨打。”王乃谋也一样，饿着肚子站了一宿。

　　一个年龄稍大的看守，在刚进去时就给他们“打预防针”：你们来了就要服从这里的纪律，要不然就得皮肉受苦。王乃好喊，我们犯什么法？当晚就被“教训”。

　　孙银侠在王乃好隔壁，“就听到把王乃好打得嗷嗷叫，王乃好在隔壁喊，你打吧你打吧，你继续打，你把我打死吧。就听见抽打声，王乃好在那边使劲叫唤，打了有半个小时吧，后来就不吱声没听到动静了。”

　　事后孙银侠听王乃好讲，当天晚上他挨了一百多下，打断了两根棍子。

　　到第二天他们才知道，就在当晚，天岗湖乡另一名拆迁“钉子户”王乃陆也被关了进来。一大早，他们被要求到院子里“蹲马步”。

　　“除了屈膝伸臂，每个人手上还端一碗水。旁边站的人拿棍子监督，手端得不平了就打。”孙银侠说，“实在蹲得受不了，他们就问，签不签字？不签字，还蹲，还打。”

　　“实在不是人能受的罪。”王乃谋说，“进去之后，有四顿饭没给我们吃，两夜没怎么睡，第三天才给了大半碗稀饭。”

　　而第三天，天岗湖乡又一名被拆迁户兼上访户张秀林也被送了进来。60岁的他之前去过北京，事由是他位于天岗湖乡王集街共9间、总建筑面积为300多平方米的门面房和住房，按拆迁补偿标准只有3.9万元。而按市场价，早年曾有人出40万元他都没卖。

　　张秀林事后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说，“一进去他们就打我，用皮带抽，你要看到你就会淌眼泪。打了以后，叫我蹲马步，端水，还要手臂一般高，头不能低，低头就打。一天要用棍子打三遍，不签字就往死里整。我在里面呆了10天，因为有高血压实在受不了，最后被迫在拆迁协议上签字，被放了出来。”

　　在张秀林被关前后，另有一对母女也被关了进来。“是另外一个乡的，也是因为上访。那娘俩姓什么叫什么，我们互相都不知道。”孙银侠说。

　　那对母女给孙银侠留下的难堪记忆是，“看守的人让我和那对娘俩对打，就是用拖鞋底板，互相抽对方的脸。你抽我一下，我抽你一下，还要听到响，打得不响了，看守人员就来打你。”

　　这种被关人员之间“互打”的经历，也同样留在了王乃谋、张秀林的记忆里。

　　还有一种“酷刑”曾经让孙银侠“差点死去”，这就是“坐凉地”、“端凉水”：人坐在地上，两腿伸直并拢，两臂也同样向前伸直。然后两手端着一个盛水的盆，脖子也要伸直，不能低头。“我有一天端得天眩地转的，真的想死了不想活了。后来我昏过去了，醒来看守的人还说我：你要不行你就报告啊。他们也怕我真的出事。”

　　签字

　　在“针刑”前屈服被迫“自愿”，还要写检讨

　　但这些还不是最难以承受的“体罚”。

　　在被关12天中，事后给64岁的孙银侠留下挥之难去的精神阴影的，还是她曾在里面受到的“性骚扰和猥亵”，尽管在她的激烈谩骂下未遂。

　　据孙银侠自述，在她被关小屋期间，曾有两名男性人员对她有明显的“不良企图”。

　　其中之一是同样被关进里面的张秀林。“他跑过来刺激我，就是有强奸那意思。我就破口大骂，我拿东西跟他打，他看我接受不了，就上来劝我，说开玩笑的。我就骂他，开什么玩笑啊，后来他就不敢再来了。”

　　“我考虑他是受里面的人指使的，姓张的那个人也是我们天岗湖乡的，以前都认识。没有人指使，他不可能这样做。”孙银侠说。

　　另一人是负责看守孙银侠的刘某。“有一次他坐在床上，我坐在地上。他就叫我，到床上来坐。我当时以为他是好心，就到床上坐了。他就开始对我不怀好意，我当时就跟他说好话，求他，后来他就放过我了。”孙银侠说。

　　“我真的没想到，我这么大年纪的人了，还在里面受到这样的污辱。我有时晚上想着想着，胸口闷得气醒过来了，我就觉得我太受屈辱了！”从里面出来后的孙银侠，多次对记者这样诉说。

　　就孙银侠的以上述说，南都记者辗转通过泗洪县一位当地人向刘某求证。但刘否认了孙银侠的说法，他说是“那个姓张的，也是被关的，跟她同乡的一个人”，当时只是跟孙银侠开过类似的玩笑。

　　南都记者随后向张秀林求证，张承认“是有这个事”，“当时我是被逼迫的，就是‘看守所’的人，(他们)让我调戏孙银侠，不那样做，他们就每天打我一百棍。”

　　最终让孙银侠“屈服”的，还是一种令她极度恐惧的“针刑”。据孙描述，这天，一名看守手提一根坠着针的细线来到她面前，另一只手拿着打针用的棉签，“他们拿针在我眼前晃啊晃，说大姐你签吧你签吧，我们也不想这样弄你。我当时是真的怕了，我怕他们真的拿针扎我。”

　　在被押12天后，孙银侠被从里面放了出来。左眼留着淤青，头发被揪掉一大块，同时还被迫同意让家人“自愿”在拆迁协议上签字。孙说，放出前，一名自称公安的人曾向她这样问话：(在里面)打你没有？没有。学习好了吗？学习好了。那你签个名吧。孙银侠说不会写字，最后按了手印。

　　王乃谋被放出前也履行了同样的程序。“当时来了两个人作笔录，一个说是公安局的，穿便服，还亮了警官证给我看。另外一个说是信访局的。他们问的是，你在里面学习怎样，吃住怎样，要求我们只能讲好，你不敢不讲，不讲就出不来。”

　　除了要在“没有”、“好”等回答内容的笔录上签字，被关者放出前还得写诸如“检讨”、“悔过书”、“保证书”之类的材料。在泗洪采访期间，南都记者曾看到一个先后被关过三次、青阳镇阮庄二组59岁村民王淑英写的一份“检讨”：

　　“……由于我贪心想让政府多赔钱，情节恶劣，政府为了改造我给我单独办信访条例学习班，财力人力花费很多……我现在后悔莫及，我错了，请政府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孙银侠被放出前也被要求写类似“保证书”，但其严词拒绝，“后来是他们帮我写的，只让我在上面按个手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