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的人不会去上访

要么认命要么暴虐：绝望的人不会去上访

——关于赵作海冤案引发的感想

文/亦忱

   1.

有些网友对我在去年10月曾写出《邂逅省长吴官正》这样的文章，不吝大词对一位曾高踞于庙堂的官员进行过发自内心的赞美而感到很不理解，有些人甚至把我当作“高级五毛”对待。对此，我一点也不介意。

我觉得，像我这种已经自甘淘汰回家去吃五斗老米的芥末小官，作为一名党龄超过26年的老GCD员，能在依然可以拿着纳税人的钱财而安享晚年的时候，能本着自己的良知和当年入党时当众大声说过的誓词，为我们这个民族和这个国家乃至为自己终生都不会退出的GCD，而说出一些当年在官位上不便说出的真话，我想，日后自己走进坟墓之时，应该可以把一颗卑微良心一道带进黄土。

坦率地说，我之所以对也已经回家安享晚年的吴老官正先生保有终生都会持有的好感和敬意，是源于18年前自己亲自经历过的一次官正同志处理群众拦路截访的事件给我留下的思想震撼。我对他身上那种在中国官场上极为少见的高官对底层百姓感同身受的朴素平民情怀，确实终生都会铭刻在心。

据传，在1998年2月10日，吴官正在山东省信访工作会议上的即席讲话中，曾这样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公正地对待老百姓：“要关心群众疾苦。我小时候家里很穷很苦，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待遇。我能有今天，是党和人民的关怀和培养，我永远记得帮助过我的老师和领导。我现在处理信访时，总是想到穷人，想到要公正地对待老百姓。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忘记了穷人同样意味着背叛。”

又在 2000年4月13日，吴官正到山东省信访局新接访楼与部分干部交谈时，他曾语重心长地对信访干部们说：“如果有个别上访群众不讲道理，有过激行为，你们要沉住气；如果你们受到委屈，千万不要责怪老百姓，就算是我对不起你们，我向你们道歉，好不好？信访部门的工作就像‘安全阀’，老百姓有气，你们把工作做好了，把气就放掉了，群众就没有意见了，社会也就安定了。这是给各级党委政府分忧解愁的工作，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工作。我看大多数老百姓是好的，是讲道理的，即使有个别不讲道理的，也要善待他们。老百姓到信访局反映问题，是对我们的信任。如果群众有事都不找我们，那问题就严重了。到省里上访、到北京上访多的地方，说明什么问题？如果问题解决了，谁还到省里来，到北京去？如果山东大量的人涌到北京去，大家想一想，在北京会造成什么影响？这不是说明老百姓对我们山东各级党委、政府不信任，我们没有本事给他们解决问题了吗？有的地方发生了群众来省进京集体上访，叫县市的负责同志来做工作，有的还有意见，认为是给他们找麻烦。还有的说，现在工作这么忙，还用县委书记直接抓信访吗？这种观点是不对的。什么是大事情？群众的事情是最大的事情。解决不了当地群众的事情，维护不了一方平安，就是失职。”

2.

以我在中国官场从事政法工作20余年的阅历和经验，一个地方若是频繁出现大规模的群众性上访事件，完全可以断定，那个地方的官员队伍，绝对是一支混蛋组成的乌合之众。事实上，这也正是各地为非作歹的官员们，非常恐惧本地的访民频繁出现在北京的最主要原因。

其实，在过往自己的工作履历中，我自己就曾亲自处理过一些匪夷所思的人民群众上访的个案。自然，如今我出于维护本地官场和谐局面的考量，就不去展开叙说那些自己家乡的陈芝麻烂谷子式的这些可能导致本地官场震荡的过往事件了。我还是继续拿今年上半年发生在河南的赵作海冤案来说事吧。

据新京报披露赵作海当年受审细节的最新报道，这个当代中国最冤屈的公民，竟然在遭受如此残暴的虐待和构陷之后，他不仅“认罪服罚”，没有上诉，也没有申诉，而且，他的妻子和四个儿女，竟然从未去上访过！其原因说来一点也不难理解：无论是赵作海还是他的妻子儿女们，都感到彻底地绝望了，他们在覆盆之下已经接受了悲惨无比的命运安排。。

相信任何一位有着一定社会阅历的人，只要稍微对赵作海这样的冤案，加以粗浅的观察和了解，大概都不难发现一个这样的社会现象：那些像赵作海这样的可怜冤民及其家属，在遭受覆盆之冤历经无效的抗争之后，之所以放弃上访寻求正义，大多是出于认命的无奈，而绝对不是对正义的获得漫不经心。他们或是因为财力不支，或是因为性格懦弱，或是因为必须继续活下去的生计所迫，才放弃了对正义女神现身显灵的追求。像赵作海这样的例子，虽然是个极端到不可思议的例子，但他作为一个认命的冤大头，其悲惨经历和所思所想，已经包含了所有认命的冤民身上基本具备的绝望要素。

如，赵作海在同新京报记者对话时，有如下对话：

新京报：这么多年，想起这件事（指蒙冤坐牢11年），你觉得自己冤枉吗？

赵作海：能不想吗？我冤枉啊。我脑子里转圈想着这个事情。我知道冤，冤有什么办法？墙倒一路都歪。你说没杀人，他们说你没杀，咋进来公安局了？所有人都不相信我，不相信还打我，说是我杀的。都说是你杀的，没人相信。

新京报：你在法庭上说过冤枉吗？

赵作海：我敢说吗？我说了他们再打我怎么办。别说那时候，就是前几天，我们监狱里的干部，因为这个事情来重新问我，我都不敢说。我害怕。后来干部非问我，他说你说实话吧，不说实话，你还想不想出去了。我才一五一十地说了，那是刑讯逼供，屈打成招。

新京报：你提出过一次申诉，后来放弃了？

赵作海：我到了监狱里面，监狱里对我很照顾，我想减减刑，我就出去了。就没申诉。我也不会写申诉。我还想，如果申诉出去了，弄不好人家再打我咋办。不敢想翻案，没啥指望了。

新京报：和亲友提到过冤枉这回事吗？

赵作海：没有。谁也没提过。我是哑巴吃黄连，有口难言。家里谁我也不敢说。

新京报：你在心里从未承认过？

赵作海：我从来没有在心里承认。那时候，法院的档案上给我写的是认定。啥叫认定？比如，我偷了菜，别人说我偷了，我没偷。别人说就是你偷的，这是认定。但我心里从来没有服过。

新京报：这些年在监狱里想的最多的是什么？

赵作海：我就想着减减刑，早点出来。这次如果我不回来，我又该减刑了。

新京报：想过赵振裳回村里吗？

赵作海：我不敢想。

新京报：如果赵振裳没有回来，你算着自己什么时候能出来？

赵作海：70岁，70岁我就能出来了。

新京报：想过那时候出来的生活吗？

赵作海：我想着，我出来要捡捡破烂，做点小生意，还要生活。

新京报：没有想到能这么快出来吧？

赵作海：我都没想过我能活，没想到能混到这一步。

新京报：你希望那些打你的人给你道歉吗？

赵作海：道歉不道歉的无所谓了，打罢了再道歉，也没有啥意思，你原来的疼也不能揭下来。

3.

至于说到暴虐访民的极端例子，无疑属于京城那位一怒之下前往上海制造惊天血案的28岁青年杨佳了。

作为中国访民的另外一个极端，杨佳在做下惊天血案之后所说的“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的话语，无疑是饱含着最原始和最自然的正义声音。这也正是这位暴虐的惊天杀手，会被广大中国底层那些经常受到黑恶势力欺压的百姓们，视为远超武松式的当代中国英雄人物的主要原因。

现在想来，当年杨佳因为一辆租来的自行车合法性派生出来的极小问题而无端受到上海在街头执勤的一个警察近似于病态的不公正对待，其与赵作海的冤情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为什么杨佳要选择去袭警泄恨，而赵作海甘于绝望认命呢？这无疑要从杨佳所处的京城社会环境和赵作海所处的河南农村环境大为不同来作出解释了。

众所周知，人作为社会性的生灵，他的所思所想所为，其实包含了他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他的所有思想和行为从最根本意义上说，是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有人愿意选择下跪乞求官员开恩，而有人却愿意选择去杀人解恨，绝对不仅仅是下跪者和杀人者的个人素质和性格特征不同所决定的，其在更大程度上，是作出这种不同选择者所在的社会环境熏陶和浸染的因素，才是最具决定性的因素。

比如，福建南平制造杀童案的暴虐屠夫郑民生，如果按照法院的裁定，此人确实不是疯子，他在遭遇生活中的一系列挫折之后，却为什没有选择认命，而是选择对社会中最无抵抗力的那些与他无怨无仇的幼童，而实施惨烈的泄愤报复呢？是不是南平的社会环境才是决定性的原因呢？诸位网友自然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阅历而得出的经验，去作出自己的结论。据说，这个孬种在残杀那些无辜的儿童时，竟然不是在自己家门口的学校下手，而是选择那所远离家门的富家子女群集的学校，对陌生的幼童大开杀戒。这多少能不能证明这个十恶不赦的暴徒，依然尚存有一点对熟人社会的温情呢？

实事求是地说，当代中国社会如果听任那些蒙受冤屈的百姓在绝望中认命，无疑是这个社会的精英对自己儿孙的未来极不负责的表现。那是因为，只要在一万个绝望者中产生一个暴虐之徒，我们这个社会将没有消停的日子可过。你总不能再扩军500万，把每所学校都变成军营吧？

至于那些统治这个社会的政治精英、经济经营和文化精英们，其中许多人已经选择用脚投票，自己在国内当个裸官，做个裸商，或做个双栖于国内外的学者，都把儿孙们、情人们全弄到大洋彼岸去当黄皮白心的人种，我在此对你们的质问是：难道你们统治这个国家的最终目的，竟然是为了实现抛弃它的目的吗？如果你真的不幸是这样想的，那么，你是否还想过这个问题：日后谁会在清明时节去你家的墓园，锄去你父母和你祖辈们坟头长出的野草呢？

结语

最后，我谨给那些有责任受理中国冤民们上访材料的官员们说几句忠告：请你们善待那些自己的兄弟姐妹们吧！你若继续听任那些绝望的访民万一走向暴虐，我估计最后的报应，或许就会立马降临在你们的头上。最迟，最迟，我估计也一定会降临在你们的儿孙们头上。

（初稿于2010-5-12，修订于2010-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