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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离大限前的驻京办在忙什么?2010-06-22 06:52:37 来源:国纲私房维权网 浏览:2705次
2010年06月21日 17:18:17 来源: 新华网综合 最新一期瞭望东方周刊刊发《撤离大限前的驻京办》一文,全文如下: 撤离大限前的驻京办 现在的县,作为基层的政府,必须要自己争取机会才能求得发展,“省里、市里能对我们县里负责吗?能为了我们的事情那么上心吗?我们自己不跑成吗?” 根据4个多月前中央发布的驻京办撤销方案,2010年6月20日前,全国所有的省直机关和县级驻京办均须撤离。其中特意提到,确需保留的地市级驻京办经过批准可以保留。 大限将至。在这最后的时刻,各级驻京办在忙什么?它们是真的准备离去还是像外界推测的那样,改头换面,以另外的形式继续存在下去? 快餐店楼上的“办公室” “从快餐店正门进去,二楼就是我们的办公地点。”江苏省某县的驻京办主任田飞(化名)这样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描述他们的“秘密”驻地。此前,4月份,他们在省里统一安排下摘了牌。 在他们的驻地附近,看不到有“苏”字样的车牌,从楼外面看,这里只有一家普通的快餐店。问了服务生,才知道非常偏僻的地方,有一个通往二楼的楼梯。 二楼的布局,有点像早年的招待所。一个年轻的“前台”见有人上来,马上问记者的来路,显得有些警惕。 进到房间里,才看到一个典型的“驻京办式”的摆设:写字台、大沙发、展示地方特色烟酒的玻璃柜子,墙上还挂着几副字画。田飞正在电话里用江苏话处理一些“公务”。 挂断电话后,田飞面带委屈地说:“我们县不太有钱,每年给驻京办的经费非常有限,以前是5万块,这两年一直是10万块封顶,这点钱在北京解决生存问题都很困难。但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现在在北京租了两套房子。我们在编人员加上我才两个人,剩下三四个人的工资都是我们自己承担,几乎没有给县里造成任何负担。” 田飞说,像他们这种“当牛一样拉磨又不吃草”的“高效驻京办”,县里也舍不得撤。 该县驻京办成立于上世纪80年代末,田飞于2001年从家乡来到北京任驻京办主任。他曾经借住过老乡在京的房子,租住过小平房、连暖气都没有的筒子楼,“一开始在北京很艰难,又不能欠债,因为政府不认。” 一开始,田飞的主要工作是接待,2003前后,介入到信访工作中。“这边的办公室主要是接待领导,处理日常事务,我们在另一个公寓楼里还有一个两居室,主要用于接待上访的乡亲。”田飞说,“那边”雇了两个人具体负责,但是一旦他们处理不了,他就要亲自去处理,做上访户的思想工作,“工作压力很大”。 如今,已经没有了驻京办主任头衔的田飞,仍然经常去处理上访接待的“繁重工作”。 撤了谁都要做这个工作 摘牌之后,田飞没有变得清闲,反而更忙碌了,因为他们刚刚又接受了“家里领导”布置的一项更为重要的任务。 “苏北沿海的发展已经列入国家发展战略,我们那里要修铁路、建港口,这些都需要在北京的一些部门争取,尤其是要和在京的一些大型国有企业进行产业对接。”田飞说。 自然,对接的具体任务,还是落到田飞他们身上。“去年,省里就有领导过来,强调我们和央企对接的重要性。今年上半年,市里给我们下达了具体的对接任务。”田飞说,他现在每天都要接很多电话,“县里面要求我们以最快速度对接上央企。” 田飞认为,这项工作“很正经、很重要”,“难道对接就是腐败吗,我们那里有很多战略性的资源,而央企也需要港口、土地,进行战略性的发展,这都需要我们具体去联系。” 他强调,“家里领导”早已表示,“撤了谁都要做这个工作,日常的工作继续,至于用不用这张名片,根据工作内容再商量。” 田飞说,现在这个时候,各县都有各县的“招数”,“有的县在变通,比如县里有艺术品的,可以以它为一个出口;还有一些本来就依附于地方驻京企业,回到企业身份就可以了。” 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驻京办主任都像田飞那样幸运。等待安徽省桐城市驻京办“末代主任”梅安平的,就是黯然离开的结果。接到中央的通知以后,2010年初,梅安平来到北京,为桐城市驻京办做了最后的扫尾工作。 “安徽省撤销县级驻京办的力度是很大的,省里不断发文要求各县上报撤销进度,桐城市政府已经报告撤销了驻京办。”梅安平告诉本刊记者。 如今,桐城市驻京办的两名工作人员都已经回到原单位上班。梅安平也回到桐城,继续担任他的市政协党组副书记。 不过,桐城市驻京办的“终结”很可能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者对本刊记者说,就在梅安平离去之后,桐城市委一个“级别很高”的退休官员,已经来到北京,张罗着“重整旗鼓”。 领导总有别的需要 与县级驻京办不同,大限将至之时,处于“撤与不撤”之间的地市级驻京办们,仍然为自己的存留做着最后的努力。 张辉(化名)在河南省某地级市的驻京办干了将近两年,他说还没有等到最后的“判决书”,“但是6月20日是大限,到时候是去是留必须有一个结果。” 他说,市里已经向河南省政府申请保留驻京办,但省里迟迟没有批下来,“维稳、农民工问题,都是我们的理由,不过省里可能不这么想。再说,这跟领导个人有很大关系,领导如果比较重视农民工问题,我们驻京办就有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职能,领导要是不重视,注意力转移了,我们就没有这个职能了。” 张辉又补充说,当然,没有这个职能了,还有其他的职能,“领导总有别的需要”。 让张辉感觉“不容乐观”的情况是,他们的办事处原来在北京一处繁华地段,那时农民工有事经常会去找他们,“还能做点事,心里面踏实一点”。前段时间,他们的办公地点拆迁了,现在的办事处设在一间租来的房子里,“大家都人心惶惶,整天没有事情干,农民工想找我们也找不到。” 他们过去还有自己的餐厅,都吃家乡菜,现在餐厅也没了,自己在外面买着吃。“备感凄凉。”张辉说。 对于自己的未来,他感到黯然,“如果6月20日的结果是撤销,我不知道是回去还是留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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