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死亡案其中6名被告未到终审已刑满

　　记者江雪文/图

　　9年前，横山党岔镇枣湾村村民高怀堂的死亡，让同村贺玉山家族男子几乎全部身陷囹圄。

　　至今，他们中有的人已在看守所羁押超过9年，有的虽未终审判决但已坐满“刑期”，有的被一审认定无罪……

　　此案历经法院四次发回重审。期间，被告人翻供、证人“反水”的现象几乎贯穿始终。而办案人员和被害人家属则认为“案子没问题”。

　　9年前的那个傍晚，到底发生了什么？直至今天，真相依然模糊。

　　9年前的那个傍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因为一个人的死亡，一个被认为有罪的家族开始命运转折，男子几乎全部身陷囹圄。至今，他们中有的人已在看守所羁押超过9年，有的虽未终审判决但已坐满“刑期”，有的被一审认定无罪……历经法院四次发回重审，今天，真相依然模糊。而一群身陷其中的人，在经历了命运的过山车后，尚期待着最后的结局。

　　活了大半辈子，王宏仁说，自己保存最认真的，是在看守所里掉下的23颗牙。

　　掉落经年的牙齿，黑黄、难看，被王宏仁小心翼翼地裹在塑料袋里，压在窑洞炕上木箱的最下边。“我在法庭上喊冤时，也给法官看过。”他说。

　　这个57岁的男人，说起被当做杀人案嫌疑人关押的8年和拿到一审无罪判决时的经历，像孩子一样放声大哭。

　　时间回溯到9年前。家住横山县党岔镇王家洼村的王宏仁，还没戴上满口整齐的不自然的假牙。那时，小名旦娃的他，是村子里爱红火、喜欢往人前头去的“热闹人”。家里的窑洞虽旧了，娃娃们却有出息，大儿子刚考上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二儿子学习也好，女儿就要上卫校了。他和妻子侍弄着家里的十多亩地。农闲时，坐不住，就走乡串户当货郎。

　　2001年春节后，农历二月二十六，货郎王宏仁和同村的王成华出门了。背个背包，装着针头线脑、线衣线裤、娃娃们用的铅笔本子等，在周围的乡村叫卖。早春风大，天冷，三四天后，两个人扛不住了，商量着回家。头一天晚上，他们在亲戚家住了一宿，第二天坐班车，傍晚时，两人在家附近的岔路口下了车，一个搭摩托回家，一个坐上了同村拉煤的三轮车。

　　坐三轮车回家的王宏仁，半路上看见一辆翻了的三轮车。司机受伤了，躺在地上呻唤，王宏仁认得那是姐夫同村的人，就帮忙把人送到上盐湾医院。这个医院条件不好，又等到鱼河医院的车来把伤员接走，他才和两个村民相跟着回家，已是晚上8点左右。

　　那一天是2001年的3月24日，农历二月三十。王宏仁记得那天晚上风大，没有月亮，自己回到家早早睡了。“做梦都梦不到，这一天成了我犯罪杀人的日子。”

　　卷入杀人案

　　那个傍晚，与王宏仁同镇的枣湾村人、38岁的高怀堂正经历着一场生死劫。13天后，高怀堂在医院抢救无效死去。死因被鉴定为“钝性工具多次打击头部致死”，公安机关认定其被殴打的时间正是3月24日。

　　王宏仁和高怀堂以前见过面，但很少说话。王的姐夫贺玉山与高怀堂同村，他去姐姐家“串亲戚”时见过。

　　3月24日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并导致高怀堂后来的死亡？9年过去了，这个疑问在经历了榆林市榆阳区公安分局侦破、榆林市检察院起诉，榆林中院和陕西省高院的四次一审、四次发回重审之后，至今依然是一个谜团。

　　但犯罪嫌疑一开始就直指贺玉山一家。

　　至今，没有争议的事实是：3月24日晚上，横山县党岔镇枣湾村的高怀堂被人发现倒在从榆林回家的路上。目击证人证明，当晚7时，高坐在路边。次日上午11点多，他被发现坐在300多米外的水壕中。“目光呆滞，问不答语(公安机关勘察笔录)”，有人从其身上找到电话本，打电话给其弟高怀伟，遂送到医院抢救。

　　还可以认定的是，高怀堂与贺玉山一家正“闹矛盾”，贺家当时正在寻找躲避在外的高怀堂。5个月前，高怀堂酒后跑到贺玉山家大撒酒疯。当时只有55岁的贺妻王宏英在家，高怀堂称要强奸王，王逃出家门，未遂。事发第三天，贺家儿媳妇向横山县公安局报了案。此后，高一直躲在外边，过年都没敢回家。

　　此前的3月22日，贺玉山的女婿朱继锋曾带着横山县公安局的干警，开车到榆林市找高怀堂，在高的弟弟高怀伟所在的饭店门口寻访，未果。两天后，高被打，4月6日，高怀堂死了。

　　3月27日，因案发地属于榆阳区，高怀伟向榆阳区公安局报了案。同时提供贺家人有重大嫌疑。

　　4月7日，榆阳区公安分局副局长王海英在“重大刑事案件立案报告表”上签字，“同意列为重大案件”。从此，贺玉山一家包括族人、亲戚，开始命运转折。王宏仁作为贺玉山的妻弟，也被卷入其中。

　　4月29日，王宏仁被刑拘。比他早一天刑拘的，有贺玉山的兄弟贺占胜、女婿朱继锋、儿子贺彬。6月12日，朱继锋的表弟陈培峰也被抓。

　　他们5个人分别接受讯问，最后被列为“团伙杀人案”的犯罪嫌疑人。

　　3次供认有罪

　　王宏仁是在被抓5天后“交代”的。后来的庭审表明，一开始他就说了3月24日傍晚参与救人的事，证明自己没有作案时间。但后来的讯问中，王宏仁“改口”了。

　　在榆阳区公安分局的讯问笔录中，王宏仁如此供述自己参与杀人的经过：“2001年3月24日下午，我到二姐(贺玉山妻)家，骑摩托回来时走到五娃(贺占胜小名)打石头的地方，听到五娃说，三召(朱继锋小名)诱上三板娃(高怀堂小名)了，准备引人，让在鱼河峁加油站等着。五娃让我一起去，我不去，后来我骑摩托送五娃到加油站，看到三召、彦娃(贺彬小名)等人打高。我还劝不要把人打死了……”

　　至于几个人怎么打的高怀堂，他也交代得很详细：“他们四人拳打脚踢了大约十分钟，三板娃就被打得没反应了。三召用左手在三板娃的脖子上卡着，三板娃也叫不出声。把三板娃打得睡在地上喘息，眼睛闭着了，因为天黑，我也没有看见三板娃有什么伤。”

　　在公安机关的讯问中，王宏仁先后“招供”了3次。这些口供，加上朱继锋、贺占胜等被抓亲戚的供述，后来提交法庭，作为他参与杀人的证据。

　　此后，在榆林中院的3次一审判决中，王宏仁被分别判处15年、15年、10年。

　　一直到2008年12月，经陕西省高院第三次发回重审，榆林中院第四次一审，王宏仁被宣告无罪。这次，法庭采信了鱼河医院的证明，当时的受伤者以及王成华等人的证言，确认他在3月24日参与救人，无作案时间。“那时，我实在被打得受不了，吼叫得厉害，他们把一块毛巾塞我嘴里，猛然用手一拉，3颗牙就拔松了，血直流。”2010年8月，王宏仁这样解释自己当初为什么会“招供”。

　　在后来的多次开庭中，王宏仁曾向法官出示自己掉落的牙齿。他说，他招供后才被送进看守所，此后，受损伤的牙齿开始脱落。2001年10月15日，第一颗牙掉了。以后，陆陆续续，满口牙几乎掉光了。

　　作为公诉人的榆林市检察院检察官罗岚，曾在法庭上目睹王宏仁“哭诉冤枉”这一幕。

　　8月20日，罗岚告诉本报记者，这个案子中，包括王宏仁在内的多名被告人，都曾称遭受刑讯逼供。“但我们进行了调查，包括出示公安机关的录像等，并没有发现刑讯逼供的证据。”

　　是否存在刑讯逼供，当年办案民警之一张某说：“我认为不存在。”至今，他始终认为案子是贺家人干的，“这没有任何问题”。

　　1800度近视，能否去作案？

　　王宏仁被认定没有作案时间。由此，一直“招认”坐王宏仁的摩托车去“打人”的贺占胜，同时也被宣告无罪。

　　在无罪判决下达前7个月，按照羁押一日抵刑期一日，贺占胜已“坐满”榆林市中院第三次一审判决的7年刑期。

　　“把我还多关了一天呢。”2010年8月18日，贺占胜说。原来，2008年4月27日，他就该“刑满释放”了。但当天是星期天，中院的法官没有来宣布释放他。当时看守所所长还专门给他做思想工作，让他不要“着忙”，晚上在11号监室，再睡一晚上。“我答应了。那天，所长吃啥，我吃啥，我要出去了，他们也为我高兴哩。”

　　可那一天真是度日如年。“儿子和侄女给我带了羊肉，在门口等我出来，结果多关了一天。我一夜睡不着，羊肉也吃不下去。”上午11点，法院的人来宣布了，贺占胜这才走出了看守所。

　　“出了看守所大门，儿子把我拉住了，一个没见过的女娃喊我一声‘爸’，原来是儿媳妇，已经怀孕4个月了。我当时就泪流满面。我被抓时，儿子才上初一，因为我，娃也失学了。”

　　他说，自己是高度近视，这么多年，看守所不许探视；开庭时别的被告还能看亲人一眼，自己呢，啥也看不清楚。只有一次，开完庭，儿子扑到跟前，喊他，他才算见了妻儿一面。

　　这个47岁的男人絮叨着：“出来那一天，兄弟姐妹，一家20多口人等我吃饭。我坐下第一句问‘妈呢’，四哥才说，我妈头年9月就没有了……”

　　贺占胜说，当年他被抓后，老母亲还曾去上访反映过。这次，他回到了7年没回的村庄，给老母亲烧了纸。

　　出来后，贺占胜去找了当年案件的代理律师吴文。第一次开庭前，律师会见，他曾在这个老律师面前跪下哭诉，说自己是被冤枉的。这次，他来见吴文律师，是想请律师为自己写一个国家赔偿申请。

　　“我眼睛1800度的近视。当时被抓后，我就给他们说，我近视这么厉害，天一黑就啥都看不清，如果被拉去打人，还不拖累人家？”贺占胜说。

　　被抓后的贺占胜，曾在公安机关先后做过8次供述，承认自己在3月24日那天参与“杀人”。

　　他说，事实上，3月24日那天晚上，他白天在村里打石头，晚上去同村的人家，商量买羊粪，要“奶”果树呢。“我们几个人拉话，出门时天黑透了，我眼睛不好，那家的娃儿还给我指着路回来的。”

　　5名被告当庭全部翻供

　　2002年5月，榆林市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王宏仁和贺占胜被列为第三、第四被告。第一被告是朱继锋(贺玉山女婿)，第二被告是贺彬(贺玉山儿子)，第五被告是陈培峰(朱继锋表弟)。

　　检察院指控朱继锋、贺彬、王宏仁等5人，因私怨报复高怀堂，在高从榆林回家的半路上殴打使其受伤，并抛弃在路边，企图制造车祸假象，最终致高死亡。

　　2002年7月9日，案子第一次开庭审理。吴文记得，那天法庭上下“哭作一团”。

　　法庭上，5名被告全部翻供，称当初供述杀人，是因为公安机关“刑讯逼供，事实上根本没有作案”。“王宏仁喊冤的声音最大。”65岁的吴文说。当时，吴文是第二被告贺彬的辩护人。因案情复杂，代理此案后，他会见了每一个被告人。

　　吴文的刑辩经验丰富，做了大量的调查取证工作。至今，他还认为，“贺家人确实有嫌疑，但嫌疑也只能是嫌疑。法庭上，公诉人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是他们作案”。

　　但公诉人也是有备而来。在吴文的印象中，8年前的那次庭审，控辩双方曾对证据展开针锋相对的辩论。

　　吴文的当事人贺彬，是贺玉山的儿子，也是5名被告中唯一的“公家人”。贺彬当时是党岔镇的合同制干部。吴文的调查中，包括党岔镇人大主席王生利等多名证人，都证明3月24日当天，贺彬一直在镇上参与计划生育工作。当晚，在阳湾一个叫“得和禄”的小饭馆吃饭，晚上喝了4瓶酒。贺彬一直在酒桌上，晚上10点和大家一起回乡政府，无作案时间。“即使有作案时间，这5个人相距数百公里，地处山乡，要在当天聚集，必须有电话联络。他们是怎么联系的？”吴文质疑。

　　事实上，在2001年，手机还很少见。当时，朱继锋有个手机，贺彬有个传呼，其他人连固定电话都没有。案发后，公安机关调取了相关记录，也称“相关人员的手机通话情况，未发现有价值线索”。

　　吴文还发现，法庭上出示的证据全是书证。检察院指控的犯罪工具，包括作案时乘坐的吉普车以及打人用的棍棒、毛巾等，都没有。

　　而书证中，除了被告人自己的口供外，关键证词是一位“目击证人”孙长国的。孙称当晚看见朱继锋等人把高怀堂抬下车。但孙长国在4月26日作完证、离开公安局后，随即就向检察院控告，说警察控制他长达57个小时，并进行威胁、殴打，他才编造了自己骑自行车去买药、偶遇现场的情节。

　　尽管如此，法庭依然认为犯罪成立。

　　2002年9月，榆林中院宣判，认定5个人犯有故意杀人罪：朱继锋被判处死缓；贺彬无期徒刑；王宏仁被判15年；贺占胜13年；陈培峰8年。

　　宣判后5个人不服，提起上诉。陕西省高院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

　　2003年9月，榆林中院再次作出一审判决，结果和第一次判决几乎一模一样。

　　5名被告人再次上诉，陕西省高院再次发回重审。理由依然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两次一审，两次发回重审，案件似乎陷入了僵局。2006年5月，检察院撤回了对5个人的起诉，发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

　　“5人团伙”变为“9人团伙”

　　当案子由榆林市检察院撤诉、退回补充侦查时，王宏仁、贺占胜等5名被告，已在看守所里度过了4年。

　　这4年里，贺家人一直没有停止过上访。

　　贺玉山曾担任枣湾村村支书近10年。案发时，他曾作为“主谋”被刑拘，关了两个月后，放了。因为女婿、儿子、弟弟、妻弟都被“关”了，时年51岁的贺玉山多次和女儿去北京上访，称公安机关“制造冤案”。2004年的一次庭审，贺玉山还曾出庭为弟弟贺占胜做辩护人。

　　一直到2005年12月，贺玉山也被当做团伙杀人案的犯罪嫌疑人刑拘。当初指控的“5人犯罪团伙”也变成了“9人犯罪团伙”。

　　正如当时的办案民警张某于2010年8月23日在电话中对本报记者所说：“这个案子起死回生还是一个和案件无关的人。”

　　据称，2005年12月，在内蒙古服刑的犯人辛起来，写信给榆林中院。辛称听和自己关在一起的白光军说，曾和几个亲戚在榆林把人打了，出了人命。白光军是朱继锋的外甥，2004年因抢劫和盗窃被判刑，在内蒙服刑。辛为“立功”，向法院检举。

　　公安机关把白光军带回了榆林，开始审讯。白光军很快就“交代”了，称曾经和朱继锋等人绑架了高怀堂殴打，并将其抛弃在路边。

　　白光军的“交代”中，除了他自己，还有另外3名参与者，即贺玉山、榆林下岗职工朱绪平以及邻村的孙世慧。这两人与贺家多少都有点沾亲带故。

　　在白光军的供述中，贺玉山在案件中扮演指挥的角色，带着一包木棍，在路边等待朱继锋开车会合，并共同参与殴打高怀堂。

　　白光军的供述被公安机关认为是“重大突破”。2006年7月，榆林市检察院第三次公诉，除了被告人从5个变成9个外，指控的事实也有了变化。以前指控5人在半路殴打高怀堂，变更成：朱继锋等人在榆林市内，劫持高怀堂上了一辆吉普车，另一部分人包括贺玉山、贺彬等在半路等候，两车会合后共同殴打高怀堂，并抛弃路边。

　　此次庭审，榆林中院认定9人有罪，作出判决。朱继锋从死缓改判无期，贺玉山被判13年，贺彬被判10年，王宏仁被判10年，贺占胜被判7年，其他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白光军此前因盗窃、抢劫已被判8年，实行并罚后，只决定执行刑期8年半，等于这次审判只增加了半年刑期。

　　“杀人被判半年，太不正常了。只能说明是警方实现了某种对白的承诺。”曾在第三次上诉中代理此案的律师在辩护中说。

　　事实上，宣判后，只有白光军表示服判，其余的8名被告人全部上诉。上诉后，陕西省高院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再次发回重审。

　　此后，榆林市中院第四次开庭。这次，法院判决认为，王宏仁和贺占胜没有作案时间，宣告无罪。对其他的7名被告人，依然作出有罪判决。

　　而另外的被告人继续上诉。2009年7月，陕西省高院依然认为“事实不清”，再次发回重审。

　　尚未终审 6人“刑满”

　　2010年8月11日，朱继锋杀人案第五次启动一审程序。

　　而此时，除了朱继锋和贺玉山以及另案在身的白光军，其他6名被告虽判决尚未生效，但几乎都已服满一审判处的刑罚，“出狱了”。

　　王宏仁和贺占胜在放出来前后等到了一审无罪判决；而其他4名被告在走出看守所后，就开始上访。

　　贺彬从最早的无期徒刑，到第四次被一审改判8年。2009年4月27日，他服满8年“刑期”，走出了看守所，从34岁，倏忽已到42岁。

　　8年前，贺彬还是党岔镇政府的合同制干部。案发前，他刚被报上去转正的指标。在被关进去的那个春天，他的公务员证发下来了。8年后，他事实上已失去了这个曾梦想和盼望过的“公务员身份”。

　　被放出来的贺彬，一对儿女已长大。孩子当时因他被抓而失学，如今在外打工。唯一让他安慰的是，8年过去了，妻子没有离开他。“她知道我没有杀人”。

　　“当年我母亲被欺负后，我们都报警了，横山县公安局也很重视。如果想打死高怀堂，我们还会报警吗。再说我爸就我这一个独子，怎么会让我去干打人杀人的事？”这个自小被认为性格“软弱”的男人，闷闷地说。

　　失去工作的贺彬，如今在姐姐开的饭馆里帮忙。有点时间，就去上访。这个43岁的男人让记者看他手腕上的白色印记，说那是当年刑讯逼供留下的。

　　贺彬走出看守所后，几个当年的同事来看他，包括当年的镇人大主席王生利。王生利当时划片分管计划生育，是贺彬的直接领导。后调到横山县农业局工作。

　　2010年8月，王生利告诉本报记者，当时在乡镇，大伙儿一天到晚忙着抓计划生育，3月24日当天，做了5例计划生育手术，贺彬作为驻村干部，根本没时间走开。晚上，大家又一起喝酒，这些不仅有一起吃饭的7个人为证，还有饭馆老板、食客等作证。但不知为什么，法院最后没有采纳这些证据。

　　而唯一的“目击证人”孙长国则对本报记者说：自己倒霉，不知被谁提供给公安局，原本那晚在家里喝酒，被警察抓去让他作证，自小没进过派出所的他，被警察连打带吓，就编造说看见了现场。

　　案件进展情况

　　1.2001年3月24日，高怀堂被发现倒在路边，头部受伤。4月6日死亡。

　　2.2001年4月28日到29日，朱继锋、贺彬、王宏仁、贺占胜4人被刑拘，6月12日，陈培峰被刑拘。

　　3.2002年9月，榆林市中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朱继锋死缓，贺彬无期，王宏仁15年，贺占胜13年，陈培峰8年。被告人均上诉。

　　4.2003年4月，陕西省高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

　　5.2003年9月，榆林市中院第二次作出一审判决，内容和第一次判决基本相同。被告人又上诉。

　　6.2005年12月，陕西省高院再次发回重审。

　　7.2006年1月，榆阳区公安局拘捕贺玉山、朱绪平等4人，认定“9人犯罪团伙”。

　　8.2006年5月，榆林市检察院以证据不足撤诉，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9.2006年7月，榆林市检察院以“9人犯罪团伙”提起公诉。

　　10.2006年10月，榆林市中院作出第三次一审判决，判处朱继锋无期徒刑，贺玉山13年，贺彬10年，王宏仁10年，贺占胜7年，陈培峰6年，朱绪平5年，白光军3年(曾因抢劫、盗窃被判8年，合并执行8年半)，孙世慧1年。

　　11.2007年10月，陕西省高院再次发回重审。

　　12.2008年11月，榆林市中院第四次一审判决。判处朱继锋无期，贺玉山13年，白光军8年(合并执行12年)，陈培峰6年，朱绪平3年6个月，孙世慧1年。对王宏仁、贺占胜一审宣告无罪。

　　13.2009年9月，陕西省高院第四次发回重审。

　　14.2010年8月11日，经榆林市中院和榆林市检察院“联合指定”，由榆阳区法院一审开庭，尚未宣判。

　　两个家族的命运都改变了

　　2010年8月16日，党岔镇枣湾村。

　　65岁的王宏英在窑洞前干活。长达9年的精神折磨，让她看起来脸有些浮肿，眼角时有泪光。

　　9年前，因为高怀堂酒后闯入家中，吓得她此后卧病数月。当时丈夫、儿子都不在家，儿媳妇知道后，气不过报了案。“没想到，给一家人带来了这么大的难。”她喃喃地说。

　　因为高怀堂的死，她的丈夫、女婿、儿子、小叔子、娘家的兄弟都被卷进案件，至今还没有等来一个结果。羁押时间最长的女婿，已经在看守所度过9年。“当时，我们全家的男人都被抓光了。案子前后有18个人被抓。所有的亲戚都担惊受怕，随时等着被抓呢。就剩我一个支撑着……”46岁的女儿贺美玲哽咽着说。多年来，她坚信自己的亲人无罪，并一直在为他们奔走呼号。丈夫朱继锋在看守所已羁押9年，她独自支撑着家里开的饭馆，为的是“拯救这个家”。

　　贺美玲说自己不怨母亲。刚开始家里遭了这么大的难，亲戚们都愤恨，说灾祸都是母亲引起的。“一直过了这么多年，案子还没结果，也相信我们可能是被冤枉的。”

　　而在他们世世代代居住的枣湾村，高家和贺家两大姓，也因为这个案件，仇怨日深。

　　死者高怀堂出事后，留下了年迈的母亲和一对10岁左右的儿女。此后的诉讼中，高的母亲、妻子和儿女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向贺家提出民事赔偿20余万元。但法庭每次判决不过8万多元。他们也一直在上诉。

　　在丈夫死去几年后，高怀堂的妻子改嫁了，两个孩子，如今一个还在上学，一个在打工。“这个案子，把我们一家人也苦恼坏了。”8月19日，高怀堂的哥哥高怀玉对本报记者说。

　　高怀玉也怀念没有出事前的宁静生活。他说，曾经，他们两家关系很好，到现在贺玉山还欠着他5000元呢……后来因为弟弟高怀伟竞选村长，贺玉山落选，两家人有了些矛盾。到后来，高怀堂闯了贺家，他还曾去贺家调解过。如果调解成，也就不会出这么大的事了。

　　“我坚信弟弟就是他们一家人打死的。我弟弟和别人又没啥仇怨。不过当时公安机关事情太多，有些证据可能没有做扎实而已。”高怀玉说。

　　多年来，一直在外包工的高怀玉坚信案件没错。他认为公安机关办这个案子“把力出扎了”。对贺家人称遭到刑讯逼供的说法，他的看法是：“不上刑，人能承认自己杀人吗？不翻供，那要死人呢，所以，他们翻供也正常。”

　　被告人称遭“刑讯逼供”

　　在长达9年、悬而未决的朱继锋团伙杀人案中，被告人翻供、证人“反水”的现象几乎贯穿始终。

　　从最初的5名被告，到后来的9名被告，几乎都在公安机关做了有罪供述。事实上，9名被告中，只有贺玉山和陈培峰 (朱继锋表弟)两人，始终没有供认犯罪。陈在2007年6月11日已羁押满6年，被“刑满释放”，如今仍在上访，“讨要清白”。

　　第一次开庭时，朱继锋曾当庭出示一件血衣，向法官陈述说是被刑讯殴打的证据。而王宏仁也曾在3次开庭中向法官出示自己掉落的牙齿。

　　2010年8月，王宏仁、贺占胜以及另外4名被告人，分别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他们都称自己在侦查阶段受到了逼供，都说曾遭遇“大雁南飞”、“二郎担山”等“刑讯姿势”的折磨，其中的细节描述基本相同。

　　6名被告人都称自己曾被殴打得无法忍受，试图自杀过。王宏仁说自己曾试图以头碰撞铁柜，贺占胜则说自己曾在上厕所时，试图滚下楼梯。

　　但所有这些关于刑讯逼供的指控，并未被法院认定。榆林中院在第三次一审判决中称：“(被告人)辩称侦查人员在侦查期间对其刑讯逼供之理由，无证据证实，不能成立”。

　　榆林中院的罗岚检察官，在2005年前一直任此案的公诉人，她表示，被告人虽多次称遭受刑讯逼供，但检察院几经调查，包括找到同监室的人来证明，查看了他们进看守所时的身体检查笔录等，并未发现相关证据。

　　证人“反水”

　　另外，除了被告人翻供，此案中，关键证人孙长国的“反水”，也给案件平添“尴尬”。

　　孙长国在2001年4月24日被办案人员带走询问，并在4月25日和26日做出3份笔录。笔录中，孙称自己当天买药回来，看见朱继锋等人打高怀堂。

　　但孙随后就向检察院控告，称自己被公安局带去57个小时，连夜逼问，曾被用“铐子铐”、“抽耳光”，只好捏造了目击现场的情节。并称自己当天帮别人修完拖拉机后，一直和朋友在家喝酒。在2001年6月，孙还曾给被告人家属贺美玲写过一份自己“被逼迫”的证明。

　　孙长国自己推F的笔录证言，在第一次一审判决中，未被采用。法庭认为：“此证言与各被告人供述吻合的情节有矛盾，孙长国后一直推F该证言，故对其在侦查阶段的证言不予采信。”但是，这个证言在后来的3次一审判决中又被采用了。其中，榆林中院的第二次一审判决中认为：“虽然该孙后来又证明上述证明系公安人员刑讯逼供所取得，但同时承认后来的证明是被告人家属多次找他作的，故对其在公安机关作的证明予以认定。”

　　办案人员：被告当年有串供 案子没问题

　　对被告人指控曾遭受刑讯逼供，当年的办案人员并不吃惊。

　　“被告人翻供很常见。”榆阳区公安局民警张某说。他认为这个案子没问题。“唯一的遗憾是我们破案时，距离案发时间长了，证据很难收集。不过我们后期做了大量工作。”他说。

　　一个说法是，此案件发生后3个多月，发生了震惊一时的横山县马坊爆炸案。当时榆林地区的警力大量抽调去办这个案子，警力不足，导致了此案中一些证据未收集到位。

　　张某还记得这个案子有“串供”。从判决书中可以看出：在朱继锋被关押在佳县看守所时，朱妻曾捎去衣服，里边夹有纸条和布条，内容包括“3月24日白天你和某某等扎金花……下午一直在做饭，7点来了某某……”等内容。不过纸条和布条后来被截获，并未到达朱的手中。

　　辩护律师吴文也记得这个情况。他说，虽然串供最终没有完成，但因为当事人家属的错误行为，使得案子更加复杂，也使得公安机关坚信朱继锋等人有罪。

　　本报记者试图联系当年的另外几名办案人员，但他们大部分都已升至更重要的岗位，都对记者称自己不清楚此案。

　　当年的检察官罗岚也认为此案并没有什么问题。8月20日，她告诉本报记者，后来因为被告人要求回避，她就没有再接手这个案子。

　　“当时案件曾退回补充侦查两次，在第二次退回补充侦查期间，公安机关发现了新证据，所以我们撤回了起诉。后证据补充回来后，又重新起诉。”她回忆说，案子在法院那边拖的时间比较长，但在检察机关、公安局这边没有超出期限。

　　对证人孙长国的“反水”，罗岚说，这个人在推F自己的证言后，公安机关找他做笔录，他说了句：“两边都是乡亲，我为了腾利身子。”这句话让她印象深刻。

　　至于案件证据是否存在问题，罗岚表示，这都是检委会定的案子。意指案子最终起诉也是经集体讨论决定的。

　　“案子侦查结束后起诉到法院，其实和我们公安机关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法院如果认为他们不构成犯罪，可以直接判决，现在拖了这么长时间，估计是法院也不能确定吧。”8月21日，榆阳区公安局政工科一位负责人说。 记者 江雪

　　记者 江雪 崔永利

　　历经9年，这起至少改变10个家庭(9名被告、1位被害人)、两个家族命运的“团伙杀人案”仍未查清真相，其间流逝的不仅是人的自由，也有程序正义应有之尊严。

　　“朱继锋是我们看守所关押时间最长的嫌疑人了。”2010年8月，榆阳区看守所一位民警说。

　　从2007年1月开始，“朱继锋团伙杀人案”中，陆续已有6名被告人走出看守所。他们或是已服满一审判决确认的刑期，如贺彬、陈培峰等，或是被一审确认无罪，如王宏仁、贺占胜。

　　作为“主犯”的朱继锋从2001年4月28日被刑事拘留，此后历经检察院起诉，榆林中院4次一审，陕西省高院4次发还重审，案件尚未终审判决。迄今为止，朱已在看守所度过了从37岁到46岁的9年时光。

　　2010年8月11日，一直由榆林市中院审理的该案，在榆阳区法院启动第五次一审程序。公诉方也从榆林市检察院改变为榆阳区检察院。“案子其实是降格处理了。”8月20日，榆林市检察院公诉处一位检察官说。

　　超期羁押引起最高检关注

　　“如果按照最近一次开庭算的话，羁押期限又快到期了。我们下个月就要发案件指示函，提醒法院案件即将超期。”8月20日，榆阳区检察院监所科副科长刘殿亮说。

　　监所科负责监督看守所羁押犯罪嫌疑人的情况。朱继锋作为犯罪嫌疑人，羁押长达9年，这在刘殿亮的印象中是比较罕见的。

　　不过，他纠正了“超期羁押9年”的说法，解释说：“案件其实一直在间断性地延期。”

　　刘介绍说，根据法律规定，刑事案件从起诉时算起，其时限应该是两个月再加45天。案子起诉到法院，期限一个月，审判再一个月，案情复杂的，延长45天。那么，朱继锋案这次启动第五次一审程序，从5月20日榆阳区检察院起诉算起，应该是在9月5日到期。

　　纵观朱继锋案子，从每一次起诉，到法院二审发回，平均下来，这个程序大约要一年多时间。“案子在区公安局、检察院、法院都没有超期。主要是省高院和中院对案子认识不一致，多次发回重审，所以一直到今天还没结案。”刘殿亮说。

　　在不久前的全国清理超期羁押行动中，榆阳区检察院向上级汇报了这个案子。从2010年7月开始，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始关注此案。如今每隔半个月，榆阳区检察院监所科就要向上汇报一次朱继锋案的进展。

　　“犯罪嫌疑人长期羁押在看守所，不仅使当事人一直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未经审判，却长期失去人身自由，也给监所管理、司法资源等带来麻烦，所以，超期羁押一直是刑事诉讼的一个痼疾。近年来，最高人民检察院一直在下大力气，在各地清理超期羁押。”说到此案，一位不愿具名的法学专家告诉本报记者。

　　在此案中，至今关押着的被告还有贺玉山。贺是朱的岳父。贺玉山从2005年12月被刑拘，至今羁押也已5年。另一名被告白光军，因有另案在身，如今在内蒙古服刑。

　　区法院审杀人案 管辖引争议

　　2009年12月，9名被告人分别接到榆林中院的开庭通知，称将在12月16日再次一审开庭。这是省高院第四次发回重审后，再次启动一审程序。但几天后，这一通知被撤销。榆林市中院和榆林市检察院“联合指定”案件交由榆阳区法院审理。

　　2010年8月11日的庭审中，一开庭，律师就向法庭提出了管辖权异议。

　　辩护律师段平生提出，根据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时在刑诉法第20条中规定，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一审刑事案件。

　　“这起团伙杀人案，一直由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这次却交由区检察院公诉，区法院审理，这不符合法律关于杀人案件管辖权的规定。”段平生说。这位老律师曾在全国内务司法委员会工作，参与过刑诉法的修改等调研工作。

　　段平生律师搬出一个规定，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6部委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其中第5条规定：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删除了原来关于“上级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把自己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交由下级人民法院审判”的内容。根据这一修改，对于第一审刑事案件，依法应当由上级人民法院管辖的，不能再指定下级人民法院管辖。

　　“立法的本意，是保证刑期比较高的案件能到高一级的法院审理。这个规定，也是对可能剥夺终身自由甚至生命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法律审判的管辖要更慎重，以体现对生命权和人的终身自由权的敬畏。”段平生认为。

　　西北政法大学一位刑诉法专家告诉本报记者，像这样指定到区法院审理，对被告人来说，将来上诉，就只能到中院。而中院过去曾4次做过对被告人不利的一审判决，并被高院发回重审。那被告人肯定不愿意。“这样，有可能把被告人得到二审救济的机会丧失了。”他说。

　　但他也指出，案件交由榆林，就意味着案子可以“消化”在榆林。有知情者介绍，案子下放到区法院，而区法院的判刑不超过15年。这意味着案件降级，也意味着被告人可能得到较轻的刑罚。“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子，原则上要宣布无罪。但现实中，各地往往会选择做一个留有余地的判决。这如今是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即在有外部压力，既不允许判重刑，也不允许判无罪的情况下，法院作出这样一个选择。”北京大学刑诉法学专家陈瑞华教授谈到佘祥林等案时说。

　　事实上，震惊一时的佘祥林案件也曾被下放到区法院审理。

　　在8月11日的庭审现场，榆阳区政法委的一位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中院指定区法院审理，我们也没办法。”

　　疑罪从无，说来容易做来难

　　从2002年作出第一次一审判决，到2008年11月作出第四次一审判决，虽然省高院每次发回重审的理由都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但榆林中院始终“不改初衷”，认为案件证据之间互相可以印证。

　　一位知情者告诉本报记者，依照法律规定，案件每次发回重审，都要另外组成合议庭，而一个合议庭至少要3个人。这个案件几上几下，以致后来在榆林中院“都找不到法官组成合议庭了”。

　　“判决书并不是法官的个人意志，都是由审委会决定的。”知情者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朱继锋团伙杀人案”在2001年案发。当时，榆林中院院长丁成年刚刚到任。丁院长2009年底才卸任离开榆林中院。本报记者多次致电丁院长，希望了解朱继锋一案的相关情况，但他一直未予回应。

　　2007年，在第三次一审判决作出后，被告人又上诉到省高院，这次，西北政法大学教授宣炳昭、王政勋等3位学者代理了此案。

　　依照当时的惯例，刑事案件二审都是书面审理，很少直接开庭。但因为此案案情复杂，陕西省高院刑庭的法官还专程到榆林，在本地开庭审理此案。

　　“那次法庭效果很好。律师辩护很到位，还有多名证人出庭作证。”一位辩护律师这样告诉本报记者。

　　但当被告人和辩护人都以为法庭会直接改判时，案子却发回到榆林中院，开始了第四次审判。

　　在2004年省高院第二次发回重审的裁定书中，审判长是雷建新法官。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律系的雷建新，刑事审判经验丰富。在这份裁定中，合议庭认为，“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

　　2009年12月，雷建新从省高院刑一庭庭长调任榆林中院。2010年7月，被任命为榆林中院院长。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精神，如果证据不足，无论有多大的嫌疑，也得疑罪从无。不过疑罪从无这4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一旦法院认定无罪，那就意味着这是错案。无论是检察院还是公安机关，都有错案追究制度。接下来的问题太多了。”一位榆林当地的资深司法人士告诉本报记者。

　　这位人士认为，如果省高院改判，榆林中院的压力就会少很多。但他也说，因为法律对此并没有明确规定，这种情况高院很少直接改判，大多都会发回重审。

　　“这是近年来司法环境并无好转的一个表现。”省高院另一位资深法官告诉本报记者。过去高院每年还会宣布几个无罪的案件，近两年来，越来越少。法官被要求“顾大局”，不能只依据法律的规定办事。

　　“有罪或无罪，这其实是一个理念的碰撞。”这位熟悉此案的法官说。“刑法的本意不仅是追诉犯罪，也要保护人权。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就应该疑罪从无。但在中国，从有罪推定到无罪推定，从疑罪从有到疑罪从无，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他认为，从这点上来看，本案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刑事司法的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