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汉正街搬迁遭商户反对 500年市场面临抉择

　　从3月中旬开始，汉正街开始进行“综合整治与搬迁改造”。传统批发还是现代商业，城市改造如何平衡民生保障？这座有500多年历史的老市场面临着新的选择。

　　主笔◎李伟   摄影◎蔡小川

　　焦虑

　　刘富民(化名)很焦虑。武汉的天气逐渐热了起来，他还穿着一件半新不旧的驼色皮夹克，里面的绒线衣扎在腰带下面。半瓶“白云边”下肚后，他开始不停地念叨：“汉正街不能搬啊。”这名50多岁的汉正街商人感到危机日益临近。

　　不安的源头来自3月15日的一次会议，会议由武汉市硚口区宣传部组织召开。刘富民还记得，会议的主题是关于汉正街“整体搬迁”的民意调查。“没错，说的是‘整体搬迁’，调查问卷上就是这么写的。”为了证明真实性，他还拿出了一张印有“整体搬迁”抬头的会议人联络名单。参加会议的人，除了管委会、区政府的官员外，更多的是汉正街上主要商会和物业公司的代表。

　　“搬迁”——这个词让刘富民们感到格外刺耳。“500年历史的老街，‘对内搞活’的样板怎么能说搬就搬呢？”

　　在街上，刘富民算是个有“势力”的商户。他和其他小商人一样，不修边幅，不开好车，喝“白云边”抽“黄鹤楼”。但他有“地盘”——2000多平方米的商铺。解放前，他的父亲12岁就从汉川跑到汉正街当学徒。3年出徒后，父亲就在街上最富盛名的“老三镇”市场开了自己的杂货店。多年后，刘富民也在街上出生长大，不免耳濡目染。80年代初，市场重开后，刘富民再度开启家族生意，从针头线脑、袜子鞋垫开始，摸爬滚打30年，创下了现在的家业。按照均价2万元/平方米计算，他的铺面就值四五千万元。但如果汉正街搬迁，这些资产就一文不值了。

　　“民意调查”的会议充满了火药味。商户代表们情绪激动地反对任何关于“搬迁”的提法，组织方希望参会商户们再选出代表发表意见，但是遭到了拒绝。没有人打算中途离开或者置身事外。最后妥协的结果，将最后一个小时作为自由发言的时间，每名商户以5分钟为限。

　　政府希望通过搬迁、整顿消除市场的火灾隐患、交通梗阻，进而改变“现场、现货、现金”的传统交易模式(三现模式)，将喧闹、芜杂的批发市场改造为秩序井然的现代商贸旅游区。而商户们则认为，火灾与交通问题主要根源在于政府管理不善，取消传统的“三现模式”不具备条件，“支持整顿，但是坚决反对搬迁”。会议最终不得不在争吵中结束。

　　5天之后，3月15日，武汉市汉正街综合整治与搬迁改造小组正式发布公告，“即日起启动汉正街综合整治和搬迁改造工作”。汉正街2.56平方公里被划为拆迁区、在建及建成区两大块。拆迁区整体搬迁，在建及建成区则依法整治、全面改造、转型升级。

　　三五年来关于搬迁的传闻，就像“狼来了”的预言，在街头飘荡，如影随形但从未坐实。熙熙攘攘，利益往来，生意照旧。但现在两万多商户的心头却轻松不起来。

　　刘富民的好朋友胡波(化名)也是街上的大户。他的家族是恢复市场后的第一批个体户，目前家族究竟有多少铺位，估计胡波自己也说不全。与刘富民不同，他已经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整顿搬迁”的寒意。

　　胡波在汉正街东富商城有4个铺位，这座市场专营塑料制品和玩具。4月初，胡波收到了东富商城进行防火改造的通知，他所在的C栋要在4月底关闭。按照胡波与租户的协议，要提前两个月确定续租事宜。4个铺面的租期在5月底结束，但突如其来的变化使双方都措手不及。租客们不知道再到何处去找铺面，客源将大量流失。胡波也不知道市场会何时重开，他说“即使给我房租，我也不能收了”。

　　市井

　　每天早上5点多钟，汉正街的生意就开始了。“打货”的客人从各个方向进入市场，大包小包地拖走各种商品，以赶在开门前补充货架。傍晚收档后，街道立刻成为夜市，批发市场变为零售市场和人头攒动的小吃街。即使到深夜，沿江大道仍旧马达轰鸣，汗流浃背的工人把货物塞进卡车。

　　汉正街的牌子就立在晴川桥下，这里是街道的入口。道路坑坑洼洼，下过雨后一片泥泞，很多地方不得不垫上碎砖头。灰尘在阳光下飞舞，空气中弥散着一股洋灰味儿，间或混杂着垃圾的酸臭味，布匹、鞋帽、袜子、发卡、锅碗瓢盆分门别类地堆在档口，充斥着一种廉价的富足。

　　商品价格低廉，贴着五花八门的牌子，主要针对乡村镇集市场，常能看到“山寨式”的品牌创造，比如“美·摩根保罗”的女装，或“路易·鲨鱼”的皮箱。

　　街上到处是拥挤的人群和门面铺位，许多赤膊的搬运工人，大声叫卖的伙计，在过道睡觉的孩子，讨价还价的顾客。在最少的地方摆下尽可能多的铺位，摆放尽可能多的商品，并且尽可能地降低商品的成本，这是汉正街永恒不变的法则。商铺如同中药柜子，密密匝匝地塞进了大大小小的街市和楼宇。每个档口里都堆满了商品，客人看上什么，直接雇扁担和板车拉走。

　　老板们凑在一起，在路边支起麻将桌，坐等客户上门。电线杆子上贴满了铺面租售、招工的广告，最特殊的是要“狗肉账”广告：“没有收不回的账，只有不想要的账。”“撞了，撞了！”搬运工拉着堆满服装的拖车，在货车、人群间穿梭。逼仄坑洼的街巷、老旧昏暗的大楼、灯光绚烂的商厦……人与车、新与旧、乱与杂在这里绘制出市井百态。

　　通常所说的“汉正街”并不单指一条叫做“汉正街”的街道，而是包含这条东西向大街为中心，在汉水和长江汇合处南北延伸的一大片老城区。它由近460条街巷组成，核心区域占地约1.69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近20万。正如名字所传达出的信息，“汉正街”乃汉口之正街，历史上就曾经是汉口的中心区，也是武汉城市文化的摇篮之一。

　　汉正街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明朝万历年间。在水运和商业的驱动下，汉口的街市沿着汉水流向自然形成并延伸，汉正街市场形成。沿江从西至东，出现了宗三庙、杨家河、武圣庙、老官庙和集家嘴等众多的码头，为商埠吞吐、集散物资。由于水上交通便利，沿街店铺行栈日益增多，贸易往来频繁。之后，各地富商大贾集聚于这块风水宝地。再后来，青砖瓦舍取代了茅屋竹篱，四乡流民成为市场取之不竭的劳力资源。到清代康熙、乾隆的经济发展鼎盛时期，汉正街已成为“汉口之正街”。

　　20世纪初，随着汉口开埠，租界设立与铁路的开通，汉口商业中心逐渐下移至长江岸边。汉正街则演变成小商品市场。“文革”期间，汉正街曾被更名为“兴无街”，所有市场都被关闭，个体商人不得不另谋职业。直到1979年，汉正街市场恢复，第一批103户个体经营者重新出摊。由于武汉独特的地理位置，汉正街市场一度成为全国性的小商品批发中心，被称为“天下第一街”。

　　时至今日，这一区域依旧保持着相对传统的空间格局。汉正街的形态如同一条鱼，鱼嘴在晴川桥，鱼肚子是汉江边的沿江大道，鱼背是武汉的商业中心中山大道，鱼尾则甩到江汉桥。东西贯通的汉正街，就是鱼身上的那根主刺。

　　在命名上，汉正街遵循着一个历史习俗，即东西走向与汉水平行的称为“街”，南北走向与汉水垂直的为“巷”。主要的“巷”都是一头扎在汉水里，与汉水码头同名。巷头原先还设置有寺庙，表达镇水和祈求平安之意。这些沿汉正街主脊南北展开的平行小巷，如同鱼刺般密集，则是汉正街的血管和纽带。

　　细密的小巷与主街交织，形成了层层叠叠的集市。历史上，正街上的店铺，主要是大商号的门市、仓库和会馆，沿着河街则是各种分工明确的货物码头、密集的寺庙与集市，堤街曾经是工人、锡匠、大众茶楼聚集的地方，而垂直于汉正街的是那些致密的鱼骨式商住混合特色商品批发街巷，夹杂着娱乐和消费场所。

　　尽管由于政治运动中断，但今天汉正街的格局仍旧维持着曾经的历史脉络。上世纪80年代末期，汉正街开始不断地进行旧城改造，利济路、多福路等南北向道路被拓宽，一部分老棚户区被拆除，建立起了一系列的商住并存的专业市场。每一个产业都有若干自己的专业市场，并都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但大量老街巷与旧房屋依旧存在，成为高楼大厦的背景与底色。这些铺面连接着铺面，如同人体血管一样密密麻麻，低矮的铺面不断挤压人行通道，很多通道只能并排两人来回。电缆电线编织起一张蜘蛛网络，并成为居民的晾衣绳。傍晚时分，居民们把煤气罐搬到街边做饭，整条巷子里就弥漫着辣椒下锅后的呛人气味。

　　批发生意有两大特点：第一是同业扎堆，方便客户货比三家；第二是交通方便，组织灵活，既能大进大出，也能化整为零。由于街道狭窄、人流稠密，汉正街形成了独特的物流体系。扁担与推车是物流的末端，这些挑夫们负责将货物从门店运到江边的货运公司。沿江大道至友谊南路一线则是物流公司的天下。白天，老板娘们在路边支上一把阳伞，接收挑夫们搬来的零散的货物，晚上则装上大卡车，运到特定的城市。

　　以现代商业的标准，汉正街存在空间上的局限。区域一边临河，无法修建太宽的马路，另一边的狭窄街巷限制了大宗货物的出入。在商圈周边主路上，货运物流的堆积和拥堵成为这里最大的交通和消防隐患。白天，物流公司的卡车停在街面上，一些商人趁机建造了大片简易的仓库和民房出租盈利。在汉正街，一切自发的商业活动都是同一类利益驱动下建设起来的。但是，这种互相依靠共生的高密度业态，以及多年的历史积淀，共同激发了蓬勃的人气，使这里永远川流不息。

　　蜷缩在老房子里的店铺，嘈杂的人声，拥挤的车道，推着板车来回卸货的工人，还有挂在街头“杜绝一切火灾隐患”的红色条幅，都显示着这里的破落与繁华。而时不时出现的红色“拆”字，则提醒着这里未来的命运。

　　买卖、物流、仓储、加工、居住、吃喝拉撒……都集中在这不到1.7平方公里的区域内。三教九流，五方杂陈，热气腾腾，分工明确。现场、现货、现金的交易模式，混乱之中也遵循着自己的秩序与江湖规则。

　　在官方看来，混乱的交易环境、低端的经营模式、落后的市政设施，使汉正街逐渐成为城市的溃疡。而在刘富民们看来，这种“乱”正是汉正街的核心价值，体现了汉正街历久弥新的生命力。“不乱不闹，怎么会有人气？怎么会有市场？”

 汉正街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明朝万历年间。时至今日，这一区域依旧保持着相对传统的空间格局

 

90年代初在汉正街市场里等活的挑夫

　　争执

　　按照官方思路，汉正街必须要进行提档升级。

　　如何升级？通俗地说，就是要做到“四个转变”：市场主体上，由个体户变企业，目前工商部门在汉正街区域已不再核发个体工商户执照；市场形式上，由批发市场变成现代商城，统一物业管理；交易形态上，由现场、现金、现货的“老三现”变“新三现”，即现代化的电子商务、现代化的商贸一体和现代化的远程批发；历史文化上，汉正街文化由概念变实在的元素，选取有代表性的历史遗迹，复原明清风貌。

　　汉正街该往何处去？每年武汉“两会”上，这个问题都会以不同形式被提出。但方向在哪里，并没有共识。争论之中，生意照旧。

　　传统的城市环境如何适应现代化的发展，是一个艰巨而普遍的难题。问题在于，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人们往往更乐于忽视它、绕开它。于是，发展的滚滚车轮往往还来不及判断，就已经别无选择地冲过了十字路口。而发展总是伴随着巨大的历史惯性，如果就像扳道岔一样改变汉正街的运行轨迹，往往需要一个契机。

　　今年1月17日，汉正街西端的一处门面失火，造成14人死亡。火灾成为引爆这场变革的导火索。武汉市代市长唐良智考察后说：“不看则已，你看了一定睡不着，随便一点火星就报废了，你跑也跑不掉，所以一定要下决心。”

　　但刘富民、胡波与很多商会的会长们并不认同政府的逻辑。“武汉广场不也是现场、现货、现金交易吗？为什么那里没有着火？”胡波说，“汉正街64个专业市场都没有发生过火灾，着火的是那些老市场、由居民户改造的铺面。这是一个市场管理的问题。”

　　2005年末，汉正街上一处作坊因机器超载引发大火，随后政府陆续将6000多家服装作坊迁到了区外。自此，汉正街的生产功能被剔除，再也听不到机器的轰鸣声。但是，今年“1·17”大火恰恰是发生在一处小作坊内。“为什么这种服装作坊又回来了？为什么没有人追究监管的责任？”胡波说。暨济皮具商城商会会长周乐喜说：“我们支持改造、防火检查，但是反对搬迁市场。”汉正街有1600户物流公司，但是其中有证的只有500户，无证经营一直得不到处理。而假货多的问题，商户认为这是工商部门的职责，跟搬迁无关。

　　对于防火、交通的改造尚属市政范畴的城市更新，但是对于交易形态的改变则触及到了汉正街的商业模式。政府希望借助整顿市场，改变“现场、现货、现金”模式，从本质上把汉正街从一个“乌烟瘴气”的传统批发市场，改造为一个井井有条，结合现代物流、仓储甚至电子交易的新型商业。

　　硚口区区长胡勤华认为：“如果我们总是拘泥于《人民日报》1982年8月28日社论《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经验值得重视》这样一个调子，不重新来一次思想的大解放，未来汉正街肯定是没有出路。”

　　但很多商户认为这样的改变不切实际。“汉正街绝大多数的商品针对的是农村低端市场，客户是那些集镇上的小老板。他们下一次单，几件、几十件，看中了就拉走，卖完了再来，既不会用电脑也没有信用卡，如何让他们适应新的交易模式？”周乐喜说。

　　尽管汉正街的税收与创造财富的能力并不高，但商户们认为并不能因此否认它的社会价值，不该用GDP来评价汉正街。“汉正街吸纳了大量的低端就业，一个商铺就是一家子的生计，是社会的稳定器。”胡波说。汉正街目前约2.6万商户，按照每户5人计算，就有约13万直接从业者，而为商户们服务的卡车司机、扁担工、餐馆、物业公司的人数还会继续放大。

　　刘富民相信，汉正街市场的存在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历尽劫难但生命力顽强。“乾隆时期，一把大火烧了江边上百条货船，汉正街没有倒；1938年武汉保卫战，汉正街又被日本人烧成一片灰烬，后来一样开市；1944年，中美空军反攻把街上老三镇市场炸平了；到‘文革’时候，小商人成了投机倒把的犯人，汉正街依旧不死，还有人做地下的生意。活跃的市场不是靠人为规划出来的。”

　　这种不信任与不安全感，在某种程度上源于对商业环境与小商人命运的焦虑。“我们的利润本来就薄，现在各种税收、负担费用摊派越来越重。”刘富民叹了口气说，“每年我被摊派的订报费就有5000多元。”

　　角色

　　心绪不宁的时候，刘富民会去看望一下“选哥”——汉正街上的标杆人物郑举选。

　　今年71岁的郑举选已经退出市场多年，在汉阳一处临湖的小区中颐养天年。他目不能视，戴上一副墨镜，身板健壮，生意响亮，花白的头发梳到脑后，仍有大哥风范。郑举选一生命运多舛，而他的经历，也体现了汉正街辉煌时期的商业模式。

　　“说好听的，我是做小买卖的；说的不好听，我在汉正街讨了一辈子饭。”郑举选对我们说。

　　1940年郑举选生于汉阳县侏儒乡下。6岁那年，因为乡下闹天花，他的兄弟姐妹夭折。郑举选虽活了下来，但却伤了眼睛，年轻时还能轻微看见东西，几经折磨后，就彻底失明了。

　　1946年郑举选随父母从乡下迁居到汉正街。因为眼睛不好，他也没读过什么书，十六七岁就跟父亲摆摊学做小生意。“我是残疾人，几乎没在单位上过班，不想给别人添麻烦，就想摆小摊，自食其力，做一个平常的生意人。”郑举选说。

　　上世纪60年代初，汉正街还保留着商埠风貌。虽然商品奇缺，但做生意并不违法。街上有3000多户商铺，郑举选也有自己的营业执照。“那是我第一个身份——小商小贩。”

　　好景不长，“文革”开始后郑举选的小商贩“身份”就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为了吃饭，郑举选不得不偷偷摸摸继续他的地下生意。他拄着竹蒿子，挎一个包，里面装点纪念章、五角星、线索子、花边、气球等小玩意，在街上晃悠。有人买就碰一下膀子，三言两语成交。“和我做生意的很多都是盲人，不能算命，不能唱戏，不做点小生意就只能饿死了。”郑举选的地下生意自然瞒不过“打办”，家里多次被查抄，他也经常被拉到学习班接受处罚和批判。“这时候我的身份是‘残渣余孽’。”郑举选说。

　　郑举选是个讲义气的人。在学习班和看守所，他把所有的事情都自己扛下来。“和我做生意的都是可怜人，我怎么能交待别人。”他的问讯笔录里总是那几句老话：“货从哪里进的？”“街上进的。”“都卖给哪些人了？”“看不见，不认得。”“赚到的钱呢？”“滚到货里去了。”“货呢？”“被你们收了。”郑举选在汉正街的名气也越来越大，都知道有一个硬气的“麻瞎”。

　　学习班里也有被枪毙的“班友”，罪名是倒卖票证、金额过万。郑举选对自己和周围的朋友说，为了活命，可以偷偷摸摸做点针头线脑的小生意，但切莫倒卖粮票、油票、肉票甚至煤球，倒卖这些就是破坏国民经济和人民的正常生活，是最大的政治问题。

　　1979年6月，在经历了18个月的牢狱生涯后，郑举选再次被释放。这时汉正街市场恢复，工商局的干部找过去的经营户做工作，鼓励街上的无职业者就地就业。这一年的11月初，在汉正街最大的国营商店“谦祥益”对门的公安巷口，郑举选搬块破门板，往两个矮凳上一搁，算是出摊了。他是汉正街重整之后第103个“个体户”，从此有了新的身份，他也成为了这个市场的精神领袖。

　　80年代是汉正街的黄金时代。一方面，社会物资匮乏、流通不畅、产销不对位，国营工厂里积压了大量销不出去的商品，而民间却买不到东西；另一方面，当时国内交通尚不发达，而武汉地理位置居中，水旱码头交通便利，于是唯独汉正街上的生意可以“买全国、卖全国”，成为了全国性的小商品集散地。

　　一家针织厂的垃圾堆里有大量废弃的勾针，郑举选就拖回来，请人稍加打磨就成了妇女手里的编织工具，城里乡里都好卖。武汉打火石厂积压了大量的打火石，郑举选都包了下来，卖到四川去做打火机，因为四川农村男男女女都抽旱烟，打火机是必需品。靠着15元的起步资金，只做了不到3年，他就成为街上的万元户。

　　形势比人强。靠着拾遗补缺，沟通有无，然后货通天下。郑举选们的生意经后来被总结为“汉正街模式”。而郑举选尽管是个盲人，但是记忆力惊人，几百种商品，几千个规格，他都能熟记在心。时至今日，下象棋是他赋闲后的最大爱好，完全心算，车来象往，一盘棋了然于胸。

　　尽管郑举选此后荣誉无数，成为“时代模范”，但他仍旧谨小慎微，恪守本分。“我一个人纳税抵得上十几个健康人，我从来不会少交国家一分钱。我只想踏踏实实做生意，不想因任何问题再被找麻烦。”郑举选说。

　　小商人的日子还是过得不踏实。

　　传统

　　作为暨济皮具商城商会会长，周乐喜是打算在汉正街长期扎根下去的。在整个80年代，这个湖南邵阳人挑着担子走遍天下。最初他走街串巷修鞋，最远一趟，从老家邵阳靠一双脚板走到了贵阳。后来他开始卖书包，因为邵阳有个生产书包的工厂，老乡们拿货方便。于是拿上200块钱当本钱，扁担上挂满了书包，走到哪儿卖到哪儿。卖完了再回家取货。一天赚上一二十块钱，比在家种地算工分好上太多。

　　几百年前，周乐喜的同乡们就沿着长江放木排到汉口，在汉正街上聚族而居，垄断了木材和纸张生意，目前还留存下了宝庆巷。1987年，周乐喜挑着担子来到了汉正街，看着九省通衢客流如织，就再也不想走了。

　　那是汉正街的黄金时代。在武汉燥热的天气里，外来户周乐喜憋着一身力气，唯有拼死苦干。每年七八月份是服装淡季，摊位的租金便宜。而此时恰逢学校放假至开学，是书包的销售旺季。周乐喜就利用这个空当，以低廉的价格租下摊位，扩大销售。等9月开学后，他再退掉摊位，重现回到街上当货郎。

　　到了1992年，他终于在一个商场地下室租上了摊位，生意也从书包扩展到了箱包皮具。小本生意，雇不起人，全靠自己。他的住处也是仓库，每天睡在拉杆箱上。半夜货车司机送货，他都要起来开门，点数签收，一晚数次。天不亮，市场开门，他又要撑着睡眼开门迎客。

　　90年代，汉正街正经历着一次大变化，专业市场开始成为主角，商户们不再什么赚钱一窝蜂而上，而是确定自己的发展方向。于是市场内部开始合并同类项，服装、鞋帽、箱包、皮具、塑料、玩具、文具、礼品……同一类的商户聚集在一起，组成专业市场。

　　周乐喜跟着其他皮具商人租到了华贸商城。他的生意虽不大，但是为人热情，具有同业精神，早早地就在箱包商户中组织了湖南商会。做箱包生意的湖南人虽不多，只有三十来户，但很抱团，隔三岔五地开会，大事小事一起商量。周乐喜组织商会与物流公司商谈合作，首次拿到了20万元的货运押金。不仅压下了成本，还降低了风险。后来曾有客户被运丢了一车货，最后迫使物流公司照价赔偿。

　　批发生意的特点并非单打独斗，讲究的是同业聚集的密度和质量。众多商户形成一个稳定的经营群，依靠整体的力量吸引更多的采购者。2005年，周乐喜觉得此前大家同租铺面的方式遇到了很多问题：“汉正街的商场越开越多，依靠最初低租金和优惠吸引租客，这就造成我们商城商户不稳定，最终损害整体利益。”

　　有恒产者有恒心，这个道理他是明白的。于是他又联合了浙江、武汉商人，一共两三百户，共同购买了刚刚建成的暨济商场，共同组建了新的箱包皮具批发市场。周乐喜自己也贷款买了两个档口，当初每平方米不到1万元，现在价格已经翻倍。经过近20年的打拼，周乐喜从一个挑扁担走街串巷的货郎，终于成为有产权的小老板。此中甘苦，如鱼饮水。

　　就当周乐喜们从一个无产者变成有产者后，他们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窘困的现实。如果汉正街搬迁，那他们举债购入的商铺则失去了价值。而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箱包批发行业越来越难做。武汉本地没有箱包行业的生产基地，周乐喜们也没有产地优势。批发商从河北白沟或广州进货，赚取二道贩子的中间利润，能有10%已属难得。商场中每年都要淘汰近1/3的商户。行业如此脆弱，禁不起任何折腾。

　　周乐喜是希望留下来的商户，他代表了汉正街上顽强的传统商业力量。这里不仅有他的产权，另一方面，他花了多年的精力才完成了一次传统批发业的整合，依靠同业聚集形成了人气。如果汉正街搬了，重新聚合人气又要多少时间呢？已经苦拼了快30年的周乐喜，心中没底。

　　分化

　　在最近的10年中，“天下第一街”的光环逐渐退去，传统的批发生意越来越难做。

　　一方面，全国性的批发市场陆续建立：北有石家庄，南有广州，东有杭州和义乌，西有成都。汉正街被四面围住。今日物流交通与1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武汉的交通中心地位已经下降。“买全国、卖全国”的模式不复存在，汉正街下降为一个区域性市场。另一方面，零售业的运行本质发生了巨大变化，中间商作用降低，商业信息更加透明，终端零售直接对接厂商。传统“二道贩子”的生存空间被压缩。批发市场需要上游制造业支持，而江浙、广东集中了大量小商品、服装厂商，产业链完备。义乌与广州两大市场已经成为了国际性的批发中心。

　　如果说传统的批发行业是靠信息不对称和交通不便赚钱，那么新型商业则是依靠提高产业链的效率来牟利。

　　90年代初期，本地人郑斌开始在汉正街上摆摊，他正好经历了汉正街的转折时期。“最初做生意，街头一个价，街尾一个价，街头买街尾卖就可以赚钱。老板们什么都做，社会上什么都缺，尤其是低端商品，也不在意质量问题，只要便宜就行。”郑斌说。

　　90年代末期，郑斌开始走专业道路，先是只卖服装，然后是女装、少女装，最后锁定到了孕妇装。此时服装市场正经历着巨大的变化。“以前产品周期长，18岁到38岁都穿一类产品，全国穿一种颜色。随后，产品的更新周期越来越快，市场越分越细，几天一款衣服就过时。开始还有时间贴自己的牌子，后来都没时间贴牌直接发货。如果卖羽绒服，碰上暖冬，又押错了宝，成了老款，就要亏本卖了。”郑斌说。

　　他发现尽管女装逐渐缤纷多彩，但孕妇装长期就是两种——背带裤和踩脚裤。于是就开始结合流行趋势做孕妇时装，把孕期分为若干阶段，根据身形推出不同产品。这个精明的武汉人为了摸清市场容量，还专门去计划生育办公室了解每年的出生率。

　　对于汉正街的发展，郑斌有强烈的危机感：“汉正街市场没有产业支持，也就没有长远发展，这么多年来一直是无根的市场，只能当二道贩子。以前全国交通不便，还需要武汉中转一下，现在这个情况不存在了。”他不想在汉正街的老路上走了。

　　去年，郑斌注册了自己的孕妇装品牌，一头开始介入生产，给制造工厂提供图样、版型；另一头，营销自己的品牌，建立自己的下游销售网络。他还开了一家网店做网络销售。“理想的模式，我通过自己的销售网络了解市场需求，然后向生产商下达生产指标，以销定产，实行订单管理。”郑斌说。

　　汉正街的环境，也让生长于此的郑斌感到愈发不适。“现在汉正街寸土寸金，物流不通畅，缺乏发展的空间。我的货源来自全国各地，老板跟物流公司关系不好，货就进不来。”郑斌说，“大客户走进汉正街，看到乱糟糟的样子，也留不住。”

　　汉正街市场恢复30年后，经营者的分化不可避免。一边，面对广大农村市场的传统商业模式依旧顽强，传统批发的生命力犹在；另一边，不安分者想要摆脱“二道贩子”的薄利，与现代商业对接，期望在新的平台上开疆拓土。

　　武汉的“砧板大王”朱仕香就离开了汉正街。1984年他开始卖砧板，做一块砧板卖一块，最初规模很小，每天骑车向武汉三镇的餐馆饭店推销砧板。当时武汉最大的亚洲大酒店、长江大酒店这样的高档酒店也渐渐成了他的老主顾。日积月累，朱仕香逐渐垄断了武汉90%的砧板市场，一年可以卖几十万块。

　　2006年，生意做大的朱仕香开始向纵深发展，依托砧板进入酒店用品市场。与卖砧板不同，销售酒店用品需要大量的展示空间，各种锅碗、刀叉少说有上千种，规模大的销售商需要有上万种商品摆出来。讲究的是琳琅满目、五光十色。但汉正街的草根味与高档酒店的气质完全相左。“即使有高档货，你往那个寒酸的店里面一塞，人家就看不起你了。”

　　为了卖酒店用品，朱仕香需要更大的空间，于是就在新的汉口北市场买下了3000多平方米的铺位。他不想再守着汉正街，也不再留恋卖砧板的利润。他需要更堂皇的地方，要更多地展示自己，去争取大客户，尤其是那些高档星级酒店的采购经理。

　　尽管在新的市场必须要熬一段时间，但是令朱仕香满足的是，他的邻居也都是酒店用品的大品牌。他觉得自己终于离开了县运动会的赛场，开始站在了全运会甚至奥运会的跑道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