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大拆大建

76岁的沈阳市民赵永明，几年来，四处追着看建筑爆破现场，他想把“老沈阳的背影留在脑海里”。

4月28日，他站在一排刚吐着绿芽的人行道树前，亲眼目睹了18层的辽宁省科技馆背负着126公斤炸药，被整体爆破的情景。从底部开始，这座高楼先是一层层坍塌，塌到第6层时，剩下的12层直挺挺地向后倒下。只用了6秒钟，年仅23岁的科技馆就与人世“永别”了。

白发人送“黑发人”，这不是老人的第一次了。

2007年2月，赵永明目睹了投资2.5亿元兴建的沈阳五里河体育场“夭折”在18岁。2008年，他赶着告别23层的天涯宾馆。2009年2月，他又眼睁睁地看着，亚洲跨度最大的拱形建筑、只有15岁的沈阳夏宫2秒钟内变成一堆废墟。

事实上，老人很清楚，“辽宁科技馆之死”只是近年来，全国“短命建筑死亡名单”里墨迹未干的最新一行。

2006年10月，“坚固得像碉堡一样”的山东青岛市著名地标建筑青岛大酒店被整体爆破，建成仅20年。

2007年1月，浙江杭州西湖边的最高楼——浙江大学湖滨校区3号楼被整体爆破，建成仅13年，爆破当天，众多师生蜂拥而至，有的放声大哭。

2010年2月，江西南昌著名地标五湖大酒店被整体爆破，建成仅13年；3月，落成不满10年、耗资3000多万元的海南海口“千年塔”沦为了“短命塔”；7月，位于北京建国门黄金地段、建成刚20年的凯莱大酒店停业拆除，而一年多前，该酒店还投资了上千万元进行重新装饰和布置。

更令人痛心的是，有的建筑“出生即死亡”。安徽合肥维也纳花园小区1号楼，在正常建设了16层而尚未完工时被整体爆破。按市政府的说法，该小区影响了合肥城市景观中轴线的山景。这个16层的庞然大物“死亡”时，不足一岁，还是“婴儿”。

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曾表示，我国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每年新建面积达20亿平方米，使用了世界上40%的水泥、钢筋，建筑的平均寿命却只能维持25~30年。而根据我国《民用建筑设计通则》，重要建筑和高层建筑主体结构的耐久年限为100年，一般性建筑为50—100年。

同时，另一组数据显示，英国、法国、美国的建筑统计平均使用寿命分别为132年、85年和80年.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范柏乃感慨：“我们有5000年的历史，却少有50年的建筑。”

别了，“楼坚强”

在从事爆破工作、戴着安全帽的毕国成眼里，相比那些“楼脆脆”、“楼歪歪”， 1982年开工、1988年建成、拿过鲁班奖的辽宁科技馆，实在是个“楼坚强”。它的钢筋含量是普通建筑的150%，剪力墙和钢筋密度之高远远超出预料。因此，原定的1200余个炸药孔被迫扩充到了1889个。

这样的“钢铁战士”死在自己手上，连毕国成都很心疼。

可在范柏乃看来，很多建筑不是倒在爆破工手上，而是倒在对政绩工程和GDP盲目追求的某些人手上。

学者通常把国内建筑短命现象的原因，归纳为“四说”： “质量说”、“规划说”、“政绩说”、“暴利说”。范柏乃认为“政绩说”更值得关注。

课堂上，每次讲到新近“死亡”的“短命建筑”时，范柏乃说自己从农村学生眼睛里，看到了很复杂的东西。农村大学生问他，为什么一个农民建一座房子要用掉二三十年的心血，而政府对一个造价几亿元的楼说拆就拆？

“这严重损害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他说。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博导董黎明承认，有时候，我们的规划本身患了“近视”，缺乏远见，但说到底，更大的问题出在“政府想法太多上”。

一届政府一个想法，规划改来改去。所以有人称：“规划规划，纸上画画，墙上挂挂，橡皮擦擦，最后全靠领导一句话。”人们把“规划跟着领导变”形容为“三拍”：一拍脑袋，就这么定；二拍胸脯，我负责；三拍大腿，又交学费了。

“美国，换个总统，还是美国，我们的城市，换个领导，就要变个样。”范柏乃说。

在他看来，为了给大拆大建找“好听、动人”的理由，政府越来越学会了包装，造概念，什么“标志城”、“月光城”、 CBD、CLD，反正，“拆一次创造了GDP，再盖一次又创造了GDP”。这正如经济学家凯恩斯著名的“挖坑理论”，当国家经济萧条时，雇两百人挖坑，再雇两百人把坑填上，一挖一填间创造了就业机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可社会财富并没增加。

在这些政绩工程里，一些建筑不得不“被死亡”。比如武汉首义体育培训中心综合训练馆，投入使用仅仅10年，便被拆除，理由是该馆位于即将动工的辛亥革命博物馆和纪念碑之间，不得不为武汉耗资200亿元打造的“辛亥革命百年纪念计划”而“献身”。

范柏乃表示，其实，这些建筑就算已过时、建筑功能发生改变，本也可以做到“二度开花”，比如上海的新天地、北京的798。

一些建筑完全可以“不死”，比如，原来的大学搬走后，可协商转让给中小学使用；有些空置的办公楼可改为商务楼或廉租房。“可政府就是不干这些‘傻事’，而是炸楼把地卖给开发商。”

很多时候，一个个画着圆圈打着叉的“拆”字背后，还隐着另一个字：利。多数“短命建筑”的背后，都有房地产开发的身影。五里河体育场拆除后，以16亿元的价格进行地块拍卖，投资19亿元新建一座奥林匹克中心。13岁的浙大湖滨校区3号楼被拆后，其置换出的土地以24.6亿元的天价整体出让用于商业开发。

不难猜到，一些“短命建筑”身上有腐败基因。比如，著名的“楼脆脆”事件中有“官员股东”，而且检察机关发现房企的董事长侵吞4000多万元国资。再如，某市的“世纪巨蛋”因结构性重大安全隐患被拆除，人们叫它 “腐败巨蛋”。

专家感慨，现在城市大拆大建，政府只算经济账，不算文化账、历史账、人情账。而且经济账也算的是个人的“小账”、区域的“小账”，就没算全国的“大账”。如果全国能提高建筑40％的使用年限，以2006年全国房屋竣工面积为例，每年可为国家节约资金约234.14亿元，使用年限增长20年共节约资金约4682.86亿元。

范柏乃说，“短命建筑”是老话题了，这几年两会年年提，批评声一片，可地方政府还是 “比谁拆得快”，刹不住车！

“人民的参与是最好的保障” 

6秒钟让辽宁科技馆消失得足够彻底，它留在查号台的3部电话号码，当天再拨打时已不复存在了。

一些市民以自己的方式向这个 “老朋友”告别。有些人早上5点就来看它最后一眼。一位68岁的老人以为爆破在6点钟进行，当他5点50分赶到时，看到那栋熟悉的大楼已经不见，懊悔万分，嘴里不住念叨：“太遗憾了，太遗憾了……”

告别也在网络上进行。有的网友把这个冰冷的钢凝混合物拟人化：“1988年出生，小80后，年仅23岁，正值青壮年……”有的网友感慨：“才23岁的楼龄啊，啥罪没有，说判刑就判刑，而且是死刑，立即执行，没有二审。”有的网友很气愤：“这炸的不是楼，是钱！”还有的网友热衷讲道理：“市规划建设，是摆积木吗？一个受尊重的国家，不是建筑多高多新，而是有令人尊重的价值观！”

走遍了大半个地球的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秘书长刘维新说，他从没看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现在这样大运动式地“拆了建、建了拆”。建筑是用石头写成的史书，中国“建筑短命”现象严重违背城市建筑发展的规律，没有文化积淀的城市不是城市。

有网友评论说：我们活活把中国建筑这部“古代史”写成了“现代史”。

在巴黎，拆一幢房屋比建一幢要难得多。初到巴黎的中国人常常惊叹：古老的建筑躯壳里,竟有着如此现代化的生活设施，卫生间安装了防漏电的人感应开关，厨房现代化厨具一应俱全。

英国同样如此，连电线杆都受保护。有的案例让人动容不已：英格兰东北部的纽卡斯尔有一座现代艺术博物馆，它是由面粉厂改建而成的。仅仅为了保留面粉厂的墙体和上面硕大的“波罗的面粉厂”字样，英国人竟花费了7500万英镑，而推倒重建只需3500万英镑。

刘维新说，他很羡慕一些国家的老建筑，这些城市“老人”，受到严格的法律保护。

英国1967年颁发《城市文明法》，其名称直译是“有关市民舒适、愉悦的法律”。即把保护历史街区当成使市民精神愉悦、心情舒适的必要条件。日本从1919年制定《城市规划法》起，陆续制定了许多有关法令，至1979年，已有关于城市规划和建设的法规400多种。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百年住宅”的建设构想，建设房屋时使用的都是标号40以上的混凝土。在布达佩斯市，政府明文规定所有门面建筑超过50年的一律不准拆迁；法国政府对有20年历史的或在国内外有过影响的场所，都立了标记予以保护，“每一个老建筑都有一个特殊的身份证”。

颇值一提的是，很多国家把公众如何参与城市规划写进法律里。英国1969年出台了著名的斯凯夫顿报告，它被认为是公众参与城市规划发展的里程碑。美国学者提出“市民参与阶梯”理论。日本规定城市规划方案要先通过“意见听取会”、“说明会”和公开展览内容等方式征求居民意见，然后经“都市计划中央审议会”或“都市计划地方审议会”审议。

董黎明、范柏乃都很感慨，我们的建筑规划中缺乏透明度，缺乏民意。“拆与不拆，不能光听领导人和开发商的，还得听听老百姓的。”他们相信，“人民的参与是最好的保障！”

足足需要半个月，沈阳科技馆的建筑垃圾才能被清理完。这只是每年4亿吨建筑垃圾这个大分母之上，一个小小的分子。

科技馆不是“猝死”，而是“有步骤有计划的”死亡。不久前，沈阳北方图书城也被拆除。下一步，拆除搬迁的是沈阳市室内环境监测中心，再下一步，是沈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这些建筑如期“死亡”，换来的将是全国首家体验式文化广场的“新生”。按一个城建局局长的说法，这个广场可不是简单的露天广场，市民在这里可体验到3D电影、多媒体读书平台等，“进入其中，犹如接触到全新动感世界，让虚幻和现实合一，体味更多文化传承”。

也许，不用多久，赵永明老人又会出现在下一个爆破点。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颤巍巍地端起相机，按下快门，听着微弱的“咔嚓”声，淹没在爆破的滔天巨响里。

(本文来源：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