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免同盟军杭州“人大代表罢免案”背后的故事

内容提要：在数次维权无效后，讨要祖产的“资本家”后代，和被买断工龄的老工人站在了一起。他们结成同盟，发动“二次罢免”，要将杭州区人大代表赵之毅的光环摘下……

南方都市报记者冯翔发自杭州

　　“成功不是将来才有的，而是从决定去做的那一刻起，持续累积而成。”

　　这是杭州市服装协会会长、杭州市下城区人大代表赵之毅个人空间的签名。

　　多年前，在兼并另一个国有老厂，再从国企厂长变为民企老板的那一刻，这位企业家并未想到，将来的一天，他持续累积的不仅有成功，还有两笔多年累积的老账：一是国企改革之痛让他被一群工人视为罪人，而一座老房的产权纠纷，则让他开怒了当年资本家的后代子孙。

　　当上诉和上访先后被现实宣告无效，两股反对势力最终结成了一股。他们找到了一个最让赵之毅头痛的方法：政治罢免。

　　老屋产权纠纷

　　资本家后代与区人大代表的纠结

　　九月的江南，落雨缤纷。杭州武林广场依旧热闹。

　　从南宋时就有这个名字，历朝历代江浙商业文化的沉淀奠定了武林广场的江湖地位。大凡围绕它的名字发生的新闻，总离财富或权力不远。

　　最近的一条发生在一年前。2009年10月10日，浙江地产大鳄绿城集团以29.1亿元的总价拍得一幅60余亩的地块，折合楼面价20963元/平方米，成为当年杭州地王。这块地离武林广场的距离约1.3公里，因一家名叫“喜得宝”的丝绸服装公司而得名。无疑，一年半载后，这里将出现更多的商住两用高层建筑。

　　如果仅此而已，那也不过是一则浙江范围内的地产新闻。使这块地和“喜得宝”的名字真正扬名全国的，是由此而发的一桩政治官司：“杭州人大代表罢免风波”。一个60岁的杭州男人张建中先在网上发帖，指责喜得宝公司董事长赵之毅有强占民房行为，质问“你还配当人大代表吗”？继而，将一份罢免申请送到了赵担任人大代表的杭州市下城区人大常委会。此事迅速传遍全国，形成舆论漩涡。

　　地块上的数十部挖掘机并未受此事影响，而是日夜兼程地开始工作。60岁的张建中看着它们，站在雨中默默无言。他也明白，这场罢免行动成功与否，与他能否索回主张的权利，并无直接关系。在更大层面上，他是在为整个家族代言，为祖先索回被政治运动所剥夺的东西。

　　上世纪50年代，张建中被过继给家族世交，民国时杭州著名民族资本家杨华的二儿子杨凤镗，当了养子；后又娶了杨华三女儿的女儿冯安幸。

　　“我奶奶没出嫁的时候，光梳头的保姆就有两个……”在冯安幸等杨家后裔的讲述中，这个钟鸣鼎食之家在上世纪30年代显赫一时，经营丝织、调味品等多种生意，还在杭州开办医院和教堂。但自杨华被日本人枪杀而开始衰败。杨华的堂弟杨维智作为海军军官参加过南京保卫战，后去台湾，官至“国防部”总政治部中将副主任。他曾劝寡嫂卖掉产业去台湾，未果。

　　在公私合营运动和“文革”中，杨凤镗因身为“资本家少爷”被剥夺大部分祖产，与全家人离开了老屋。但在此前的1960年，当时的杭州市房产局给出了一份产权证明，证明有0.76亩的地是属于杨家人的。当时，上面尚有三间平房和三间披屋。冯安幸就是在这里出生的。直到1980年，杨家还在为这块地缴纳房地产税，直到后来这一税种取消。

　　在杨家的一张老照片上，当年这里还有一块刻着“杨界”的地碑。杨家人说，如今的杭州漂染厂就是当年杨华的产业，原名“杨氏丝织厂”。“公私合营”后，杨家的孤儿寡母领了5年的利息，然后被扫地出门，分散到上海、嘉兴、杭州和山西大同等地。

　　几十年后的今天，当年的老屋早已不存。1983年，杭州漂染厂征用了这块土地盖宿舍楼。但在施工时，市规划局批准将宿舍位置向南移了4米，老屋也就未被拆除，被逐渐翻盖成二层的简易过渡房，给工人居住。这笔关于产权的糊涂账到底该谁埋单，今天尚无一个部门站出来承认。

　　而当年的杭州漂染厂，也于1993年被杭州市丝绸印染厂兼并，又于2001年改制为民营企业，也就是今天的喜得宝集团。赵之毅作为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控股50%以上，多年来拥有下城区人大代表、杭州市政协委员、杭州市服装协会会长等多种荣誉光环。

　　从2002年起，杨家后代子孙便以房产直接继承人杨凤镗的名义，频繁造访各政府部门，要求索回祖屋。最后将维权的目标定为喜得宝，是因为杭州市房产局的一份回复：我局并未接管档案资料，请向房屋占用单位反映，通过协商或法律手段维权。

　　杨家先后向杭州市下城区法院和市中级法院两次提起诉讼，均以失败告终。在一审败诉后的2009年7月7日，张建中向下城区法院提出请求，对当时仅剩的一间老屋进行证据保全，获得批准。喜得宝公司也签字同意。两天后，喜得宝却派人将老屋拆除，为此被法院罚款1万元。这一举动，埋下了日后“人大代表罢免案”的伏笔。

　　合流罢免

　　第一次罢免被驳回，另一支同盟军找上门来要求发起“二次罢免”

　　“他是下城区人大代表，却蔑视司法，毁灭证据，他已经不配当代表了……”今年5月，张家人先是开始在网上发帖指责赵之毅，又在8月17日联合了一共64位杭州市下城区市民，向杭州市下城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递交了一份联名的公民申请书，要求罢免赵之毅。所举的理由：蔑视司法。

　　按照张建中的计算，0.76亩土地相当于506平方米。按照绿城的拍卖价，每平方米20963元，这块地的价值至少在1000万元以上。土地上的房产价值还不算在内。

　　《申请书》称，赵的所作所为“完全违背了一个普通公民所应当具备的基本道德素质和法律素养，更无资格担任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人大代表”，申请杭州市下城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法启动对其罢免程序”。

　　下城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姚爱玉对媒体记者证实此事时表示，“我们压力很大”。

　　张建中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四十四条：对于赵之毅这一级别的人大代表，原选区50名以上选民便可联名提出要求罢免。但此时，他尚未弄懂这一法条的真实含义：“原选区”是指选出赵之毅的选区，并非下城区。

　　联名的64人当中，属于赵之毅所在的选区者不足50人，张建中本人也非其选民。下城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朱杰对媒体称《申请书》于19日被驳回。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地告一段落。被驳回后，张建中意外地获得了一支同盟军。他们找上门来，告诉他：我们是合法选民，我们也要参与罢免赵之毅！

　　赵之毅当年是下城区潮鸣街道四个单位选出来的人大代表，这四个单位中，喜得宝最大。这次找上门来的近百人都是原先喜得宝的职工，绝大多数已被买断工龄或内退。他们对赵之毅素有积怨。听说此事后，找到了张建中。第二次罢免的申请共有75人联名，送到了下城区人大常委会。

　　中秋节后的9月26日，发起“二次罢免”的两名原喜得宝工人代表钱刚和苏红（化名）和张建中一起赶去了下城区人大常委会。张建中被拦在了外面。

　　据钱、苏二人当天对南都记者回忆，人大常委会两名工作人员接待了他们，称他们提供的名单上只有名字、身份证号码和指纹不行，还必须有每个人的电话，以便查证；此外，还须提供他们对赵之毅提出罢免理由的相关证据。

　　这次会面时间不长，对方也没有给他们留下联系方式。但答应对他们的身份保密。

　　钱刚是老杭州漂染厂的工人，苏红在喜得宝的年头略短些。两人目前都已买断工龄，在外打工。对参加这次罢免，钱刚给出的理由是赵之毅对工人苛刻，苏红是因为被买断时喜得宝“强迫我自愿少算5年工龄，少给了五千块钱”。在选举赵之毅当人大代表时，他们一个投的是反对票，另一个投的是弃权票。但赵之毅仍然以多数当选。“没办法，大多数人还要在这里生活，他们敢不投吗？”

　　两人回忆，2007年，喜得宝有300余人参加了针对赵之毅的大上访，主要原因便是由2006年起，即将搬迁的喜得宝在对一部分老工人进行买断工龄内退处理时的苛刻。最后，信访办让他们选出五个代表之后———大多是原先的基层干部，上访就无疾而终了。苏红曾经给其中一人打电话问后续，得到一连串的打哈哈。“不是被收买了，就是被威胁了。”苏红猜测。

　　在 2006年左右相继被买断工龄时，钱、苏两人的月薪都仅为六七百元。这让他们对喜得宝的福利待遇格外不满，对赵之毅的控诉中明显带有文学作品中“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痕迹。这一次，他们提出的罢免理由除了“侵吞国有资产”外还有一条：记不清哪一年的夏天，工厂没发高温补助，赵之毅自己却买了一辆奥迪 A 8.

　　被剥夺产业的资本家后代，和被买断工龄的产业工人站在了一起。在发现上诉、上访都无法为自己维权之后，他们共同选取了政治的武器来攻击赵之毅，以图摘掉他头上的政治光环。

　　漩涡中的申辩

　　喜得宝：“责任不该由我们来负”，将到选民大会上做依法辩解

　　“杭州市民自发提出罢免人大代表”的消息，迅速通过网络和媒体报道形成舆论漩涡。赵之毅为此多次被叫到市政府去解释。9月27日，喜得宝集团党委副书记方军和集团法律顾问、赵之毅的哥哥赵铭一起接受了南都记者采访。由于拆迁，这家企业已整体搬迁至开发区，留下的是总部办公室。

　　“我们很委屈……是在替国有老企业应诉”。

　　从喜得宝还叫“杭州市丝绸印染厂”的时代起，方军就在此工作。从上世纪90年代最初几年起，杭州市丝绸行业开始全行业亏损。杭州市丝绸印染厂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奉上级指示兼并了杭州市漂染厂，之后又是几家难以为继的大型国有丝绸企业……

　　“你不接手？那上级就换人干（厂长）。”兼并杭州市漂染厂时，赵之毅是厂长，方军则是办公室主任。他的回忆，与杭州市丝绸行业协会的一份材料《杭州丝绸产业20年发展概况及历史回顾》中记载的一些细节吻合。

　　这种兼并让丝绸印染厂一度达到五千余人，一半是退休职工，不堪负担。其中一家被兼并的老厂就积压了10起官司，全部由丝绸印染厂接手，搞得焦头烂额。当时没人知道杨家这0.76亩的产权纠纷，更没想到会闹成今天这种局面。

　　到 2001年，杭州市政府又一举从丝绸行业整体退出，杭州市丝绸印染厂也改制成为民营企业，改名为“喜得宝”。这个名字实际上是“杭州市丝绸印染厂”的英文缩写。方军说，当时全厂已经资不抵债，政府是为了甩包袱。作为一个占2.57%股份的个人股东，他十年前投入的股本金，到现在都没赚回来。

　　对二次罢免案提出的侵吞国有资产、苛刻对待工人、少算5年工龄等理由，方军没有辩解，只是表示：如果下城区人大来调查核实，喜得宝公司将为自己出示相应证据。

　　赵铭称赵之毅有过指示，“张建中家族的合法私人财产应该得到保护”；喜得宝也一直在向政府汇报，希望政府协调接手此案。

　　在接受采访时，喜得宝一方始终强调“责任不该由我们来负”，但很小心地避免直接说出某一个政府部门应为此负责；也避免“越权”，对下城区人大的工作给以评价或猜测。

　　“土地是国家的，29.1亿的土地出让金是杭州市政府的。我们只是一个被拆迁对象。这笔钱，乃至整个拍卖过程，跟喜得宝都没有任何关系。”赵、方两人告诉南都记者，喜得宝地块成为地王后，喜得宝公司内部有不少人都以为“这下公司发了”。

　　赵铭提供的一份材料表明了喜得宝公司对强拆老房一事的态度：张建中要求证据保全的老房事实上已被拆除，这次被保全的房屋是后翻修的，公司是为了按时完成拆迁任务。因为拆除这间房子被法院处罚，“我们尊重法院意见，但持有异议”。

　　方军说，此事给赵之毅本人和喜得宝集团的声誉都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不断有客户打来电话询问是怎么回事，“我们准备起诉张建中”。

　　就赵之毅面临罢免一事，安徽省芜湖市三山区人大常委会委员兼人事代表选举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专栏作者滕修福已经写了好几篇文章，提醒各方“应理性应对此事”。“下城区人大常委会应当引导选民正确行使权利，也应当指导赵之毅依法维权。但不是通过去法院起诉张建中诽谤，而应当到选民大会上为自己做依法辩解。”

　　在人大工作多年的滕修福对南都记者说，下城区人大常委会要求代表们提供联名选民的所有真实姓名及联系方式，是正确做法，这是为了确定联名是否真实或被人胁迫；但要他们提供罢免赵之毅的详细证据供审查，甚或将此作为是否启动罢免案的依据，则于法无据。

　　《选举法》的规定是：罢免要求应当写明罢免理由。被提出罢免的代表有权在选民会议上提出申辩意见，也可以书面提出申辩意见。但对罢免理由的审查，“人大没有这个权力”。滕修福说。

　　对这一前景，处于漩涡的赵之毅一方也做好了准备。“如果区人大真的审查通过，启动了罢免程序，那我弟弟就只有根据法律规定，到选民大会上为自己做申辩，走法律程序了。”赵铭说，事实上早在今年5月份，张家开始在网上发帖子指责赵之毅“不配当人大代表”时，他们便开始考虑这一对策。

　　滕修福补充说，罢免程序的启动与罢免成功是两回事。《选举法》规定，人大代表只要有选区的过半选民参与投票，其中一半以上赞成便可当选；但必须选区所有选民中的一半以上同意罢免才可以成功。“罢免比当选要难上一倍”。

　　难得的成功先例

　　湘西小城溆浦县的6444名选民通过投票，成功罢免了一名县人大代表

　　在此之前，天津、新疆等地也曾发生过几次选民自发上书，要求罢免人大代表的先例。与这次一样，它们都成为全国瞩目的舆论焦点，特别是在工作“第一线”，随时可能应对这种局面的基层立法机构中。

　　事实上，此前中国发生的多次罢免案都无疾而终。2007年2月26日，天津市河东区星河花园住宅小区196名选民、小区业主联名向河东区人大常委会递交了罢免人大代表函，要求罢免其小区开发商，天津市帝旺集团董事长丁冰。理由是：他们在入住两年多时间里都未拿到房产证，还有小区景观、监控、扩建等15个问题没有解决。此前，他们已联名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当时代理这桩官司的天津市炳盛律师事务所主任何磊回忆，民事官司一审、二审先后胜诉，196户小区业主各获得了数千元不等的赔偿，但罢免人大代表一事最终不了了之。“河东区人大根本就没有启动罢免程序，可能是觉得影响不好吧”。

　　“影响”是毫无疑问的。在张建中提出罢免案后不到一个月内，在浙江本省已经有仿效者出现。9月14日，温州市苍南县的一群农民向苍南县人大常委会递交了一份有 241人联名的公民申请书，要求罢免苍南县龙港镇象南村党支部书记、县人大代表王慕渺，其起因也是出于地产。为此，苍南县部分农民曾与政府发生流血冲突，至今有8人因妨碍公务被批准逮捕。他们认为，王慕缈是酿成这一事件的罪魁祸首。

　　“我们把申请书送到苍南县人大去，他们告诉我们说：‘我们也不知道这事怎么搞’。”递交农民的代表之一，苍南县人曹志强（化名）告诉南都记者。

　　这一仿效有一个可供观察的先例——2010年4月15日，湘西小城溆浦县的6444名选民通过投票，成功罢免了一名县人大代表。

　　这名人大代表名为米晓东，曾是该县一名居委会党支部书记，因挪用公款赌博于2009年末被判刑三年、缓刑三年。为此，该居委会的几名工作人员向县人大常委会提出：能否将他免掉？

　　“说实话，当时我们其实已经想把他拿掉了。一个罪犯当人大代表，确实别扭。”溆浦县人大常委会选举任免联络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颜克约对南都记者回忆，首先考虑的是劝米自动辞职，但联系不上；县人大想的办法是等到第二年，以米两年不参加代表会议为由将其罢免，但在此之前，居委会已经来跟他们申请了。在让居委会拿到 50名以上的选民联名申请后，县人大迅速批准启动了罢免程序。

　　由于无操作经验也无先例可参考，溆浦县人大将操作原则确定为“法律有规定的，一定做到位”；人大将一份《申辩通知》送达米的妹妹处，并复印了数十张51人联名的罢免要求以及罢免投票日通知，张贴在选区显要位置，由街道办的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将复印件同时送至该选区全部的7000多名选民住址，通知他们参加投票罢免。

　　最后，6444人参加投票，5553人赞成罢免，远远超过《选举法》规定的半数选民比例。米晓东本人也未到场申辩，罢免成功。

　　成功操盘此事的颜克约也在一直关注“杭州罢免人大代表案”，并对南都记者提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家法室副主任武增对罢免行为的解释，“只要是选民或者代表对他们选举产生的代表不信任、不满意，就可以罢免”。

　　“法律规定了选民提出罢免案时应当写明罢免理由，但没给我们人大审查的权力。哪些理由合法？哪些理由不合法？我们无权判断。”颜克约说，米被罢免一事给溆浦县的近300名人大代表都好好上了一课，在遵纪守法、履行职责等方面大有提高。“选民能提出罢免案，本身就表明对人大代表的不信任。这是最重要的一条。”

　　坚持罢免

　　张建中称，罢免赵之毅已取代追讨房产，成为他的主要目标

　　目前，下城区人大常委会已成为风口浪尖。出于可以想见的敏感和压力，它不再对外界做出回应。南都记者逐一拨打几位主要负责人的手机，或不接，或转移到自动服务台，或在问明记者身份后答“我不是，你找错了”。而它的上级，杭州市人大常委会更唯恐避之不及。一名负责外联的官员称，此事应属下城区人大负责，“我们与此事没有发生任何关系”。

　　除了等待，一度被推到前台的喜得宝公司和赵之毅本人还有更多的事要做。无论杨家后人能否成功维权，替祖先讨回财产，与赵之毅本人的人大代表之职被罢免都没有任何关系。喜得宝去年虽然达到了两亿左右的营业额，但仍然亏损。

　　“年轻人别进这个行当，我们老了。”一位上世纪80年代毕业于浙大的丝绸行业人士说，丝绸这个行业的衰落是历史性的，非朝夕所能扭转。丝绸业已在行业总量、利润率等方面被其他行业远远甩下，在“丝绸之都”杭州，远远不是50年前公私合营时的全市支柱性产业了，其薪酬水准也很低。“早些年，要来丝绸厂里当工人是需要走后门的；现在，公开招聘都没人来”。他估算，杭州目前的丝绸业从业人口也就在五六千人，相当于最高峰时的十分之一。

　　杨家后人们也曾一度想要放弃，但都坚持下来了。经过半个世纪的颠沛兴衰，这个家族的元气正在渐渐恢复。张家带着律师去查阅并复印了喜得宝的工商注册资料，自行检看——杨家的另一个后人目前是一家上市企业的董事——发现了诸多疑点。张建中说，下一步他将向检察院检举。罢免赵之毅已取代追讨房产，成为他的主要目标。

罢免同盟军 杭州“人大代表罢免案”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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