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联合早报》讨房路的归宿

「讨房路」的归宿
【黄浦新陈】

陈迎竹 (2011-07-13)
　　上周关于上海讨房团的报道，引起一些回响。有读者来信叙述了自己家的经历，也有网民在微博里公开了父祖辈时代的情况。
　　其实这一现象长期存在，全国很多城市皆是。
　　有些人的老宅原本位于如今的黄金地段，例如上海市的淮海路和西藏路口，有些人则是原本拥有上海老城区数十幢的私宅，祖辈用来收租。还有人在杭州西湖边原本拥有一片古色古香的山庄，后来都成了泡影。
　　在国家变天的年代，这些私产产权的变调，故事大同小异，但情节各不相同。有些是在政权易手数年后才出台的政策所接收，但是手续未必完整；有些是产权所有人逃难或人在异乡，家族四散，新政府乘虚而入；有些是对当事人连哄带骗，要求无私奉献；更少不了靠武力强征的，像一个网友说“爷爷留下的祖宅，一九五几年时解放军路过，政府出面说借给解放军住，爷爷就带全家搬到一小破房子，兢兢业业继续教他的数学课直到文革被迫害死……后来这房子再也要不回了”。
　　这其实反映的是革命的危险。革命者在战场上的胜利，并不能自动转化成治理国政的能力。共和国成立之初，意识形态的倾向遮蔽了全面的认知能力，无法体会私有产权在经济、社会与人心方面深远影响。
　　为了证明有能力改变社会，解决社会底层的住宿问题，把大群劳动阶级迁入一座座深宅大院，一幢幢楼房。一户人家的优雅瞬时间变成好几户甚至十几户的拥塞，并且明文规定，原户主不能驱逐无能力缴付租金的租户。
　　例如上海盛家老宅，占地2000平方米，是30年代兴建的英式洋房，原是清末名臣兼实业家盛宣怀的儿子盛重颐的房子。现在住了8户人家。有人统计，上海4000多幢洋房，平均每幢住了10几户人家，有些还是原来主人跟后来者一起住的。
　　有些房屋开始被作为官方机关办公用途，但时移势迁，在改革开放之后，市场利益驱动下，被巧妙转化成为某人或某些人的私产乃至转卖图利。昔日的共产，在今天都变成另一些人的私产。
　　这当然令原来的房产拥有者感到愤懑，因而出现了“巧取豪夺”的认知。
　　这样的人也许是少数，现在更棘手也不时出现的，其实还有后来被迁入的住客，几十年后的如今也面临产权归属问题，这些人住了几十年“人家的房子”，却是在公权力的介入下住进去的，到底有没有产权，要他搬，政府赔偿多少，这些都是问题。
　　广西防城港一个东南亚归侨，80年代开始追讨祖父在49年以前所建的房子，经过26年的官司终于成功。
　　讨房成功的例子应该是很少数，据说有些国MD将领或台湾方面的名人曾经成功要回祖厝，但那是为了统战，因为还有更多老兵讨房无门。
　　在这个历史转折中，其实看得出官方已经没有了中心思维。对于百姓要取回的产权，不管有没有法律依据，都是“拖”字诀为上。
　　《南都周刊》去年的一篇报道中，引述多年操办老洋房置换的掮客徐建国的分析，认为70年代末落实统战对象和高级知识分子被侵占住房的政策，只是开放之初的姿态，返还一部分，但原则上1958年公私合营时期上缴的住宅“不落实政策”。
　　有政策而不落实，或者对寻求政策支持的百姓刁难推阻，其实只会继续伤害公权力的威信。
　　官方显然认定这些人是少数，只要等待年纪越来越大的他们随风而逝，他们的后人——就像现在很多不想多事的后人一样——自然就会遗忘或者不想理会这些复杂麻烦的事情。
　　人为的烂摊子却想等待时间老人去收拾，不能不说是鸵鸟心态。但是除非能拿出魄力，用专业的管理角度去面对，根据证据、证明，一件件依据法律处理、解决，能归还就归还，不能归还就提出替代补偿方案，这必须有专门人员全心处理和面对，否则，这是永远无法交代的历史，对当事人尤其如此。
　　这从积极意义上看，是证明执政能力与诚信的一项工程，从消极上看，是官方对历史债权人的和解。
　　梁启超曾经坚决反对土地国有制，并且论证了国有制的不可行，在这一点与儿子梁思成壁垒分明。学建筑的梁思成相信国有制才能好好进行城市规划，结果他连致力维护的北京城墙都保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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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
（编辑：魏晓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