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一市民称房产档案被改 “入住”房管局喊冤

                       来源：法制网 2010年04月29日14:43

　截止到上周六(4月24日)，长沙市民周忠良一家已经在长沙市房管局住了将近一个月。

　　在经过数个月的“考古”，确认自家的房产档案确实被篡改后，周忠良向房管局讨要说法，但一直未果。

　　周忠良的维权，唤醒了一份沉睡多年的房产档案。

　　围绕这份档案是否遭到篡改，公民房屋物权的最后防线———房产档案的安全性，被摆在了公众视野中

　　截至上周六(4月24日)，长沙市民周忠良一家已经在长沙市房管局住了将近一个月，他们惟一的要求，是对已经显而易见的自家房产档案被改一事要一个处理结果。

　　然而，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事情未有任何进展。

　　周忠良一家所住的信访接待室，就在局长办公室隔壁。他们穿上冤字服，近一月来天天守在局长办公室的门口，但从未见过局长，他们只好将标语挂到了局长办公室的门前。

　　周忠良他们“入住”15天后，长沙市房管局局长石长松来过一次办公室。看见众多的上访户后，石长松在单位保安的保护下匆匆离开。

　　周家人彻底体会到了上访的艰辛，“受人白眼不说，也要吃尽人间辛苦”。周忠良的姐姐说死都要死在长沙市房管局。房管局的工作人员指着她扔下了狠话：“我倒要看看你如何死在房管局！”

　　已到古稀之年的姐姐没有死在房管局，却在上周六病倒了。

　　周家人住在房管局有一个很大的感受，房管局豪华办公楼与他家的房子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们说一辈子都没有住过这么好的房子。

　　周家的房子位于长沙市开福区西长街槽坊巷，全家11口人蜗居于43平方米的3间小房内。今年56岁的周忠良在这里出生，从咿呀学语到长成一个身材魁梧、声音洪亮的长沙汉子。

　　周家原本400多平方米的祖屋已在1958年私房改造中腾出。

　　所幸，针对私改中出现的错案，1990年12月，长沙市曾下达了51号文件，即《关于处理我市私房改造遗留问题的意见》，决定对上世纪50年代部分被改造的房主按政策返还房产。

　　如果没有意外，周家也会像当时被返还的数千户人家一样，顺利拿回房产，并迅速抹去历史的伤痕。

　　不幸的是，因为一份可能遭到篡改的房产档案，周忠良一家不仅未从历史的漩涡中得到解脱，反而陷入另一段长达20年的艰难抗争。

　　是否出租让档案说话

　　当年的51号文件，内涵十分清晰：私改时房主未出租的房屋若被改造，则视为错改，政府将予以纠正、返还房产。私改时尚年幼的周忠良对家中房屋是否出租毫无印象，但当时已18岁的大姐周清兰则记得很清楚：家中房屋当时是周家私人的织布作坊，并未出租。

　　1992年和1994年，长沙市处理私房改造遗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下称私改遗办)，两次给周家下达了维持原有改造的决定，理由却是：周忠良家改造时已将房屋出租，不符合返还条件。

　　显然，“出租”还是“未出租”，仅一字之差，却决定着房屋的命运。能够说明房屋究竟“是否出租”的最权威证据———房产档案，此刻变得无比重要。

　　2009年，周家祖屋被纳入棚户区改造范围，拆迁指日可待，房产的归属之争也进入最后阶段———如果不能在房屋倒地之前拿回房屋产权，拆迁之后，周家的房产将由一个名为“长房集团”的国有企业来处理产权，这部分房屋的拆迁款也将进入长房集团的“专户”。

　　2009年3月，长沙市私改遗办的两名工作人员来到西长街槽坊巷，实地测绘周家的房屋。工作人员手中一摞泛黄的纸张，吸引了周忠良的注意，他意识到：此前一直难见一面的房产档案，此刻就近在眼前。

　　那天，能够亲眼见到祖屋的房产档案，周忠良至今仍感叹自己的运气。5年前，某报记者曾针对私改遗留下来的那些“问题房产”档案，做过调查。他发现，“公开这些房屋的档案是解决问题惟一的也是最有效的方式之一。但许多地方的房管部门都有‘内部规定’，不公开这些历史档案，使得问题解决难以向前推进”。

　　两名工作人员同意在由他们翻、周忠良不碰的前提下，让周看一眼他家的房产档案。匆匆翻过一遍，档案即被工作人员收走，且还隔着十几厘米远的距离。但周记得很清楚，档案中，有两页明确记载：“入户调查表有未收租记录。”在另一张登记表上亦有手书的“未收租”字样———一切有如石破天惊，一直沉睡在长沙市房管局档案馆铁皮柜里的房产档案被激活了。

　　周忠良说，直到这一天，家中老人的记忆与泛黄的档案终于成功对应起来，“我们都觉得，事情水落石出了，很快就能拿回房子”。周随即向私改遗办递交了复查报告，请求按51号文件就“未出租”这一事实发还房产。

　　当时，房管部门工作人员的表态同样让周忠良倍感欣慰：“只要是未出租，我们就全部发还。”令退休警察周忠良没想到的是，接下来，是另一段艰难旅程的开始。为捍卫房产，他被迫进入了一片茫茫的历史海洋，并不得不再次拾起昔日做刑侦工作的全部智慧。

　　谁动了我的档案

　　2009年7月20日，周忠良和家人如约来到私改遗办所在的长沙市肇嘉坪巷38号。此前一天，私改遗办主动通知他们来这里，再次查看房产档案。

　　当时是下午3点多，在私改遗办那栋老式的三层小楼上，门外的周忠良听到屋内妹妹周晓兰一声悲怆的呼喊：“那两页档案哪儿去了？”周忠良闯进门去，接下来的经历，让他永生难忘。

　　“我发现，此前那两页最能说明问题的档案‘神秘’消失了。”周回忆说，“我们怀疑，有人撕毁了最能直接说明问题的档案。”

　　当时在场的人都看到，年过半百的周忠良犹如一只暴怒的狮子，气愤让他双臂和肩膀不住打颤，声音已近乎怒吼：“不管你们怎么搞，你们不应该改我的档案，这与落实政策是另外一码事，销毁档案是违法的！”

　　档案法第二十四条第三款确实有如下规定：“涂改、伪造档案的，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但当天下午，周忠良并不清楚这一情况应由哪级国家机关给予处分或查处，双方从下午一直僵持到晚上七八点钟，甚至惊动了附近浏正街派出所的民警。

　　最终，周忠良以跳楼相威胁，私改遗办的工作人员经电话请示后，同意在周家和私改遗办各有两人在场的情况下，将档案复印并拍照。

　　带着档案复印件离开时，周忠良丢下了一句狠话：“我搞了20多年的刑侦，你改动一次档案，十次难补回，看我怎么找出里面的破绽！”此后两个月，周白天去长沙市各个机关上门要求落实房产，晚上则将档案一页一页摊在桌上，一家人围坐着研究，苦苦思索其中的玄机。

　　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很快被发现：泛黄的表格和文字材料组成的房屋档案，在一些关键页面上有着明显的涂划痕迹，有时甚至会同时出现钢笔、铅笔和圆珠笔三种不同的笔迹，“像是被多次批改过的学生作业”。

　　“档案中大部分涉及租金的地方都被涂改了，更改的笔迹分明来自另一个年代。”周忠良说，“我干过警察我知道，档案是不允许有任何涂改的，即使有涂改，也须加盖公章。但这些，我家档案中都没有。”

　　“我们都在考古”

　　除了涂改痕迹外，周忠良拿到的档案还显示，周家的房屋在私改前曾租给了“织布九社”、“制鞋六社”和“湘潭专署物资局驻长沙办事处”三个颇具时代特色的单位。只是，这与周忠良家人的记忆截然不同。

　　对于“档案究竟是否有伪造”，发生争执的那天下午，闻讯赶来的派出所民警曾给纠纷双方出主意：双方共同到档案上所注明的承租单位进行调查核实即可。

　　民警们肯定不会想到，他们的建议，竟引发了一场周家和私改遗办双方的“考据竞赛”———有信息显示，在2009年下半年，双方都在历史深处打捞材料，试图证明对方的错误。

　　周忠良的逻辑是：只要能证实档案上的承租单位没有租过他家的房子，房产档案无疑就是伪造的，一切也将真相大白。他开始频繁出入长沙、湘潭等地的档案馆，一番寻觅后，关于“织布九社”和“制鞋六社”的档案材料始终不见一字，周遂向私改遗办表达抗议，认为这两个单位纯属杜撰。

　　几天之后，私改遗办的工作人员却把一摞“织布九社”和“制鞋六社”档案复印件摆在了周忠良的面前。他们用“扎实的考据材料”证明，这两所单位确实存在。

　　周忠良一面承认自己确实失察，一面又对新材料下起了工夫：在一张标注有“织布九社”抬头的公文纸下方，周发现，一行小字标注了该单位当时的地址———“长沙市楠木厅6号”，这是与周家所在的西长街截然不同的另一处地址。

　　随后，周忠良吃惊地发现，“长沙市楠木厅6号”这一门牌号依然存在，这里竟是昔日韩国民主运动先驱金九在华活动的办公场所，如今已被作为文物保护起来。周围居民肯定地告诉他，这里就是昔日的“织布九社”，而“制鞋六社”也在此附近，只是原址已被拆迁改建。

　　至于档案涉及的第三个承租方湘潭专署物资局，一本名为《湘潭市物资志》的书证实，湘潭专署物资局于1958年8月才成立，而私改在当年5月就已经开始了。

　　书证已有，人证尚缺。50多年过去了，当年湘潭专署物资局驻长沙办事处的老人们，有的去世了，有的年事已高，能记得当时在长沙喝过茶的茶楼，却记不清办事处所在的位置。周忠良开始觉得，他已经不是在维权，而是在做关于湘潭专署物资局前世今生的历史调查。

　　一次，周忠良又去湘潭调查，有位老人告诉他，几天之前，长沙相关部门的人也曾来向其了解情况。

　　这与2009年12月长沙市委督察室一位工作人员的表述十分吻合：解决这一争议，政府的态度是很认真负责的，因涉及年代久远，“我们都在考古”。“目前，我说服不了你，你给我的证据也不足，说服不了我。”

　　周家人仍在等待

　　2010年2月，一位当年湘潭专署物资局驻长办的工作人员、70多岁的邓开淳老人出现在周忠良面前。老人把湘潭专署物资局的来龙去脉讲了一遍，并清晰地说出了1958年前后该局驻长办的4个办公地点。

　　此外，邓肯定地表示，据他所知，湘潭专署物资局驻长办没有在西长街驻扎过，亦从未听说过该单位在西长街有过任何办公或居住地。周忠良大喜：“之前我还有最后一点疑问，这次我可以断案了，他们篡改档案已经是事实。”

　　从首次看到房产档案至此，整整一年过去了，“涉嫌篡改房档”的“案件”终于在退休警察周忠良心中尘埃落定，但现实的房产之争，却还远未结束。

　　2010年1月28日，长沙市相关部门和周忠良家人坐在了谈判桌前，会议规格极高：长沙市房管局正、副局长，市法制办、市委督察室、市信访局等部门均有工作人员出席。会上，长沙市政府副秘书长余冬阳代表官方作出了明确答复：“这个改造要维持，不能改变。”

　　事后，针对周忠良提出的房产档案遭到篡改，余冬阳向记者表示：“事实就是事实嘛，至于说你名字是张三还是李四，错了一个字，过去我们的档案不够严谨，有这个情况———但是只要基本的东西能够证明房子出租了，就应该予以改造，是吧？”

　　周家人对政府的这个答复“并不买账”。他们一边仍在上访，一边寻找更多的证据。

　　长沙市相关部门给周忠良的建议是：怀疑档案被篡改，可以申请司法鉴定；不服长沙市的相关决定，可以向湖南省法制办申请行政复议。至此，虽然当事人对房屋产权还有异议，但周忠良家的祖宅已置身于随时可能被拆迁的危险中。

　　祖居在长沙市邵阳坪的市民胡少英称，长沙市房管局档案馆提供给她的房产档案有明显的更改痕迹，“竟把10号改为9号”。

　　而一位叫金平安的长沙市民称，他在房产档案中发现，一位叫金陵顺的人仅仅因为是他家邻居，竟在房产档案中被记录为是他的父亲。他的疑问是：“我的父亲怎么变成了金陵顺？”

　　余冬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亦吐露了工作中的无奈：“如果长沙市就他们(周忠良家)这么一家，我们支持他也无所谓，但这个牵涉的面太大了，私房改造的遗留问题大得不得了，必须严格按照政策办。”

　　2010年3月，周家又找到了一位新的证人，一位叫朱程学的老人。周忠良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这位老人曾经在湘潭专署物资局驻长办工作了很多年，前前后后的事情都是他经办的。朱程学证明，湘潭专署物资局驻长办并未租过周家的房子。

　　这一下，周忠良更加确认自家的房产档案肯定被篡改了无疑。周家人坚持认为：“房管局应该还我们一个公道。”

　　“已经拖了一年多了，我们一定要一个结果！”在采访最后，周忠良对记者说：“私改遗办负责人范江告诉我们说本周会有个处理结果。但他这个人每次都说下周有结果，说不准的。”

　　2010年4月27日，接到记者电话时，私改遗办副主任范江称办公室坐满了上访的人，“脑袋都快炸了”。他向记者证实，确实已经收到周家递上来的新的公证材料，并且已经提交相关部门。但目前还没有进一步的处理结果。

　　周忠良一家还在等待结果，但周家的房子已经岌岌可危。拆迁仍在进行，如今只剩下周家和旁边两三家的房子仍然挺立。

　　相关链接 私房改造

　　私房改造，全称“城市私有出租房屋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城市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组成部分。

　　其内容是：对面积达到一定数额以上的城市私有出租房屋，通过国家经租等方式，采用类似于赎买即在一定时期内给被改造户以固定租金的办法，逐步改变房屋的所有制性质，使之成为国家所有。

　　私房改造从1956年至1966年，历经两个基本阶段。

　　有关的政策分别为1956年1月中央批准中G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关于目前城市私有房产的基本情况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和1964年1月国务院批转的国家房产管理局《关于私有出租房屋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报告》。

　　“国家经租，以租定租”是私房改造的基本形式。凡私房改造起点以上的城市私有出租房屋，除按规定留出房主自住房外，全部交由国家统一控制，由房产管理机关统一管理，统一修缮，统一调配使用，统一收取房租。房产管理机关依据租金收入额确定一定比例，按月付给房主固定的租息，定租一般占租金的20%至40%。

　　改造后的房屋称为国家经租房，房屋所有权证上盖有“国家经租”的印章，标明经租房的数量与位置，仍交房主保管，房主没有占有、使用和处分的权利，只留下取得定租的权利。1966年9月，停发租息，国家经租房一律转为国家所有，成为公房。

　　在私房改造中，国家规定了私房改造起点。不足改造起点的私有出租房屋不参加改造。

　　改造起点，住宅用房一般掌握在大城市为建筑面积150平方米，中城市为100平方米，小城市包括镇为50平方米左右，但具体标准由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人民政府确定；非住宅用房如厂房、铺面、仓库、货栈等，在第一阶段实行无起点改造。

　　第二阶段的政策是：已实行无起点改造的除与房主自住房相连的小量房屋可以退还外，一般不再变动，此后不再一律搞无起点改造。华侨、港澳同胞出租私房的改造国家作了专门的政策规定。

　　凡解放前购建的房屋，纳入改造范围，但改造起点和自住房留房标准，较之一般私房为宽。凡解放后用侨汇购建的房屋，一律不进行改造，改造了的应予退还。

　　私房改造波及全国大中城市和三分之一的县镇，导致约有1.1亿平方米的私有出租房屋最终转为国家所有。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私房改造是一项必需的意义重大的工作。

　　当然，由于种种原因，私房改造也出现过一些错误。如某些私房改造不符合政策，未给房主留自住房或留房面积过低，丈量和计算私房面积有误等。

　　对此当时就作了一些纠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十分重视私房错改问题，专门进行一项落实私房改造政策的工作，至1985年左右，私房错改基本上得以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