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律师“妨害公务”入狱两年　卫生巾写认罪书

倪玉兰2010年4月14日出狱

倪玉兰这两月

本刊记者 杨潇 发自北京

何杨在拍完倪玉兰的纪录片后发现，“很多恐惧其实是多余的”

    编者按：通过朋友介绍，何杨从5月上旬开始跟拍倪玉兰，那时候她就像一个被遗忘的死角，“她是西城的，东城的警察大概也不愿意惹麻烦吧。”

他拍了10天，原本以为这只是一个惨烈的故事，但是倪玉兰让他感到意外。“遭受了这样的苦难，大多数人都会变得激愤、偏执，甚至自暴自弃，但是倪玉兰仍然这么平和，她似乎有消化苦难的能力，或者说，她是站在苦难之上的。”

警察对倪玉兰说：“你别在网上骂我们！好话也别说。”

一

4月14日 星期三 晴

9点30分，我被叫出监舍到谈话室接受了最后的检查，他们把我的双拐拆卸分离，将我放在里面的十二张申诉书和我惨遭虐待的图片搜出不让带出。我身上穿的衣服包括内衣内裤和袜子全部被脱掉接受严格的检查，直到她们认为确实没有东西藏在衣服里面才让我穿上衣服。经过40分钟的折腾，他们才将我送出大门。老伴女儿和好朋友来接我，他们跑过来和我拥抱……终于和亲人团聚了。

律师倪玉兰这一天出狱。当晚，她在一家小旅馆洗了一年多来第一个热水澡。2008年12月18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以妨害公务罪，判处她有期徒刑两年，刑期从被羁押的2008年4月15日算起。

那一天，按照倪玉兰的说法，西城公安分局新街口派出所纠集一群人，没有任何手续，闯入她家强拆，倪玉兰架着双拐与他们理论，结果被警察拖入警车踢打，后又被抓进派出所。

公检方的版本则是，倪玉兰暴力阻碍工人施工，致使尤德林、李鸿桥受轻微伤，被民警传唤至新街口派出所接受调查，当日11时许，在新街口派出所第三谈话室内，倪玉兰不服从民警管理，踢打民警肖巍下体，致使其睾丸挫伤，被当场抓获。

北京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的接处警记录显示，在倪家所在的前章胡同19号，“我所民警及巡逻车均在现场，无打人现象”。倪玉兰的丈夫董继勤据此认为，说倪“殴打他人”是诬陷。

在独立导演何杨的纪录片《应急避难场所》里，倪玉兰对着镜头说：“到了派出所以后，他们把我关进小黑屋，先让保安揍了我一顿，一会谁进来就踢我一脚，踹我一脚，把我从地上扔到沙发，又从沙发扔到角落里。我要求上厕所，他们就让我爬着去，不然就是违反派出所的管理规定。”

二

倪玉兰住了一天就搬出来了，120块一晚太贵。他们找到另一家小旅馆，公共卫生间，50元/天，房间大概有6平米。

4月17日 星期六 阴

今天是我获释的第四天。前两天片警找老董说，监狱已将我释放的信函发送到了西城区政府部门，至今他们没有对我的居住和生活有任何说法。

他们早就无家可归了。2008年11月，倪家的房子被彻底铲平，现在，那里立着围墙和塔吊。这些天，来访的多是一些老朋友，说得更明确些，是老访友。

1986年，倪玉兰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毕业，分配在中央某单位，同时在正义律师事务所兼职。1994年，她又被安排到中国国际贸易总公司做法律顾问。从2001年开始，倪玉兰代理了一些敏感的案子。“(案子)谁都不敢碰，受害者找到我父亲，他是解放前的老律师，他说，我支不动别人，还支不动我女儿吗？父亲的话，我能不听吗？”她说。

于是家里其他亲戚给她打电话，别跟政府作对。大家都害怕和她联系，不然就会被“调查”。

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2002年，这个城市已经“拆”出了一个自我维权的群体。这一年的4月27日，西城区新街口四条55号强制拆迁现场，很多拆迁户前去声援业主，倪玉兰举着相机也在其中。

后来她被指控对现场工作人员和民警施行暴力，以妨害公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倪玉兰则说，她的左腿就是那时被打得肌肉萎缩，从而再无法正常行走。

三

4月20日 星期二 阴

今天是我获释后的第七天。老朋友见面百感交集，热泪盈眶，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人们在探讨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正当维权依法反映问题，却要被判刑，被劳教，被拘留。有些人因长年上访得不到解决，将自己的感言写成对联，上联是天灾千方百计治理，下联是人祸千方百计遮盖。

22日起，事情变得有点奇怪。小旅馆的老板开始让他们反复换房，一会儿说这间屋子是服务员住的，隔天又说另一间屋子已经租出去了。26日，董继勤看见两个警察走进了传达室。

4月28日 星期三 晴，大风5-6级

今天是我获释的第十五天。我和老伴在旅馆小屋住了14天，从22号这天起我们就没安宁过。上午我们就搬离了。老伴顶着五六级的大风推着轮椅徒步走到市政府小花园。在这里我看到了两年未见面的老朋友张，她给我送来了被褥。下午我们到南河沿皇城根遗址公园避风。今天是我和老伴开始流浪生涯的第一天。

他们在路上捡到一个红色的编织袋，拉链有点坏了，但是还可以装东西。这样，他们的家当就增加到了一个、两个、三个编织袋。遗址公园里有半下沉的广场，那里风稍微小一点，也有太阳，他们就呆在里面。

这儿是应急避难场所，“我认为这就是救助一些生活没有着落的人的，”倪玉兰说，“而且这里离市政府近，要有个什么事儿交材料也方便。”

天慢慢黑了。一个保安指点他们，五四大街地下通道那里风更小一点。平日，那里总是有流浪汉呆坐、徘徊。他们在那里过了一夜。

第二天下午，“特别无助”的倪玉兰让老伴给市公安局治安总队打电话，对方说正在开会，“你去找你们区政府吧。”

皇城根在北京的内城，有北京市民路过，问他们：你们是外地来北京看病的吗？倪玉兰对他们说：不是，我们是北京的，拆迁无家可归了。“赶上(拆迁)那个时候的人一听就明白了，”她说，“也有没赶上的，有人就问：北京还有这事儿？”

2002年，倪玉兰被吊销了律师执照。2003年出狱后，她腿脚不便，就在家里接待访民和维权者。“我们是为了寻求一个真理，我们走法律途径，没有任何过错。”

    她让他们熟记宪法第四十一条：“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

她教他们写材料，告诉他们要简单明了，不要啰啰嗦嗦，“不然别人不爱听”，也不要写那些过激的话，有基本事实和证据就好了。

她还帮助他们联系媒体，安排他们接受记者采访。

5月2日 星期日 晴 31度

早晨勤带我去洗澡，换衣服。这两天天气变化太大，前几天还出奇的冷，这两天就热得难以忍受。

5月6日 星期四 晴

王买了草莓来看望我。晚上他们又给我送来了饭菜。郝买了鸡蛋煮熟后给我送来了。

5月8日 星期六 阴 大风

下午高老太给我买来了衣服和食物。衣服的颜色特好看，这是我两年多以来第一次穿这么好看的衣服。傍晚贝贝(倪的独女)来看我，得知夜晚有雨，就将所有的东西搬到地下通道。夜里下的雨相当大，多亏我们及时搬到这里避雨。今天白天的风比较大，不知道为什么患上感冒。

5月13日 星期四 晴

王和叶来看我。王给我炖了一碗羊蝎子，叶买了四瓶绿茶。

他们和她在一起。

五

通过朋友介绍，何杨从5月上旬起开始跟拍倪玉兰，那时候她就像一个被遗忘的死角，“她是西城的，东城的警察大概也不愿意惹麻烦吧。”

他拍了10天，原本以为这只是一个惨烈的故事，但是倪玉兰让他感到意外。“遭受了这样的苦难，大多数人都会变得激愤、偏执，甚至自暴自弃，但是倪玉兰仍然这么平和，她似乎有消化苦难的能力，或者说，她是站在苦难之上的。”

1960年出生的她说，从小受到的是关于崇拜的教育，“随着教育和经济的增长，我慢慢地对崇拜有了另一种看法，我改崇拜法律了。我什么时候都要跟他们讲理讲法，虽然你讲法，他说你跟政府作对，你讲理，他说你扰乱公共秩序。这两年，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刚强了。”

她第二次出狱的时候，还是带出了一样东西，他们没检查出来。那是写在卫生巾上的《认罪悔罪书》，第一句话是，“我是被称为罪犯的倪玉兰。”

在讲述到最痛苦的经历时，她的表情也没什么变化，好像在叙述一件和自己无关的事情。然而她却偷偷在公共厕所里哭泣——两年的牢狱生涯让她的表达能力直线下降，为了重新流利地说话，她朗读报纸，但总是不停地念错。灯光也成了可怕的东西，监舍永远是一排白晃晃的日光灯，现在，她在日光下能看见的字，在灯光下就看不清楚。

六

除了访友，还有别的“小人物”愿意伸出一只手来。一个小保安，准备辞职不干了，临走前去看倪玉兰，给她买了只大鸡腿。“外地街坊”买菜回来，就塞给她西红柿和咸鸭蛋，“我多买了点，给你带过来。”一个老头，住在胡同里，小心翼翼地问她：我们家烙的鸡蛋饼，吃不完了，你要吗？倪玉兰接过饭盒，饼码得整整齐齐，“我就知道是他专门去买给我的，怕我不肯要，才这么说。”

5月15日 星期六 晴

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有个人。一连几天都在那里鬼头鬼脑地探寻，我们给他拍了正面照。他抽的是大中华香烟，留下一堆烟蒂。2点到4点多钟一直都在那里。

短暂的不被打扰的日子结束了。

21日晚，睡得太熟，早晨起来，她发现雨伞不见了。隔了一天，她和老伴去附近东来顺的后面躲雨，回来发现老伴的自行车也不见了。

怕继续丢东西，他们决定轮流睡觉。倪玉兰觉得，这是有人故意让她生活得不方便，“他们就想让我们报案，一报案就可以借机把我们轰走了，我们就忍着不报。”

5月26日 星期三 晴

晚上8点多钟，来了两个警察。他们嘀咕一会儿就走了，不一会儿又回来直接向我们问：是倪大姐吗？我说是，你们是谁。他们说，我们是市局的。其中一个高个警察，自称姓王，给我们摄像，他们摄完像就要走。我说，再呆一会儿吧。另一个姓江的警察说，我别再招(惹)你们啦！

5月27日凌晨起，先是西城的警察把他们带回区内，中午送回。从这天起到6月4日，东城的警察和他们玩起了例行公事的猫鼠游戏：警察来一次，他们就得收一次帐篷，站到路边，待其离开。

5月30日 星期四

今天是我们流浪街头的第33天。几天没有睡觉了，感觉特无力。下午天气不太好，小雨由小变大，一阵接一阵地下个没完。晚上以为不会再下，谁知比下午厉害得多。早晨起来，帐篷四周的被子全部湿了，衣服也湿了。

七

何杨拍了10天，剪了7天，6月1日成片，6月5日传到网上。他开机两天，从自己的机器上监测到下载人数超过了两万，“后来种子散布出去，就没法统计了。”

6月6日 星期日 晴

早晨一位女网友给我送来一束鲜花，她走后不久又来了一位小网友，他只比贝贝大一岁，他在这里和我长时间地交谈。他很可爱，走时偷偷在报纸下给我放了200元钱，他走后我才发现。

6月10日 星期四 阴转晴

今天是我们流落街头的第44天。一位外地网友发来短信说：“倪律师，祝您身体早日康复，我有机会来北京的话一定来看您。”

下午有3位人民大学的学生来看望我，买了桃子、香蕉、西瓜、雨伞。晚上6点半多，网友小袁看望我，给我捐款，教我如何使用微博(http://t.sina.com.cn)。

也有一个胖子，装成有过上访经历的网友来套话，被一位访民识破。“你别在我们面前说GCD的坏话，”倪玉兰告诉他，“我们还指着GCD给我们解决问题呢！”

八

网友第一次行动是15日。14日晚11点，东华门派出所一警官强行将倪玉兰夫妇的包裹装车，并将人带入警局。倪通过短信和微博求助，8名网友赶来要人。15日凌晨4时，派出所放人。

随后部分微博用户发出消息，号召大家6月16日端午节晚上和倪玉兰共度佳节，品粽消夏。为了让倪玉兰能准时出席，他们甚至在15日打了一个掩护，让她突然“消失”一晚——实际上她被护送去了崇文区的一家宾馆。

16日将近晚上7点的时候，网友们在五四大街的地下通道见到了倪玉兰夫妇，大家正在握手寒暄时，“警察呼啦一下就下来了。”

他们对网友拍照、录像，“我们也对他们拍照、录像，互拍。”网友张大军说。2009年，他就曾与网友前往湖北大厦抗议邓玉娇事件，“我记得那一天也是端午节，来了10个人。而今年，只是发了个消息，就来了将近30个人。”

在口头传唤后，警察推着倪玉兰坐的轮椅开始往派出所跑，网友们步步尾随，而后在东华门派出所形成“围观”阵势。

倪玉兰人在派出所里，接受警察询问：“你上网吗？你发推特吗？”他们不让她用电话，“现在外面那么多人，待会儿你又给我弄好多人来！”

派出所外，网友们唱起了国际歌。接近晚上11点，张大军等网友在警察的“护送”下有序撤离，在空旷的王府井大街，响起了这样的口号：倪玉兰，回家！

倪玉兰次日凌晨1点被警方送回了西城，住进一家宾馆，临走时警察对她说：“你别在网上骂我们！好话也别说。”

回忆这一段时间，她惯常平静的神色不见了，开始笑起来。

张大军认为，最近一年兴起的这种新的抗议形式，不针对宏大事情，而是具体事件，把网络的众声喧哗变成了实际的行动，“我们围观警察，也被别人围观，这是对公民权利的申张。”

何杨原来拍的是人类学纪录片，拍完《应急避难场所》后，他发现“很多恐惧其实是多余的”，他说自己要继续放弃恐惧直面苦难，不过，“真正让我放下心来的正是倪玉兰的平静，如果她一天到晚害怕，我想我也会害怕的。”（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