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一国企董事长以已故岳母名义获取改制利益

　　【记者调查】发帖人实名举报六年，曾遭诬陷入狱

　　记者联系上举报人谭红霞，她曾在向中福物业注资的国有企业中社福实业总公司中工作，早在2005年，谭红霞已经开始向工商部门、检察院举报中福物业改制中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随后，她与父亲、哥哥三人被黄石市黄石港区检察院以涉嫌贪污罪批捕，审理期间父亲去世。2010年6月，黄石港区检察院撤销此案，并对他们进行刑事赔偿。

　　“前几天我们兄妹刚到黄石签收了刑事补偿款。”谭红霞说，“官司一了结，我随即上网继续对戚名振进行实名举报。”

　　谭红霞向记者讲述了中福物业改制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蹊跷。

　　中福物业成立于1997年，由中社福、武汉市迅利达工贸开发公司和武汉市大江房地产开发公司共同出资组建，注册资本1000万元，其中中社福出资500万元。戚名振既是中社福的董事长、法人代表，也兼任中福物业的董事长、法人代表。

　　谭红霞说，中福物业是中社福众多子公司中最赚钱的公司，2004年中福物业改制，她一看改制后的股东登记表，更是大吃一惊，早就去世的戚名振的岳母竟然也是自然人股东之一。其他的23名自然人股东只有1人是原公司职工，也就是董事长戚名振，他以自己的名义出资60万元入股。

　　谭红霞赶紧到工商局查询，让她更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已经去世的周明金不仅“参加”了股东大会，在股东大会审议的有关事项中“签名”，还通过了会计师事务所的验资。她说：“很明显，岳母死而复生是戚名振在搞鬼。”

　　记者翻看中福物业改制前后的一系列文件梳理出中福物业改制时的脉络：2003年11月中福物业向中社福递交“要求转让股本的报告”，2004年3月中社福将投入中福物业的500万元注册资本和相应的股本比例原价转让给武汉市星王城市综合开发有限公司。随后，在中福物业增资扩股过程中，时任中社福董事长、中福物业董事长的戚名振以自己和已故岳母的名义共出资600万元入股。戚名振继续并一直担任中福物业董事长、法人代表。

　　谭红霞说，戚名振最清楚中福物业的运营情况，他敢巨资投入说明看好企业的前景。改制后，中福物业果然实现了更大发展。2004年年底中福物业开发改制前储备的“公安小区”地块开发“中福时代”小区，2006年开发企业改制前的另一储备地块“津发小区”。

　　【相关回应】湖北省纪委已介入调查

　　“中国网事”记者了解到，在谭红霞的网络实名举报发出后，湖北省纪委已介入调查。

　　为了解戚名振为何要以去世岳母名义入股，“中国网事”记者电话联系中社福了解情况。对于从2004年起至今一直担任中福物业董事长、法人代表的戚名振的情况，中社福公司纪委书记王元平却蹊跷地表示，戚名振“已74岁，目前身体不好，不能接受采访”。她说，当初中福物业改制是由于“企业长期亏损，负债累累，有项目却没有资金开发”，于是国资选择了退出。至于戚名振用去世岳母的名义持股，“是为了避免以后股权出现争议”。

　　对于戚名振以自己和去世岳母名义出资的600万元，王元平说：“不是他出的钱。”在“中国网事”记者的一再追问下，王元平表示，600万元是别的单位借着戚名振名义出的，至于是哪家单位不能透露。

　　湖北省国资委表示，网络举报信中反映的问题主要是2004年前后的问题，当时中社福公司及下属的中福物业公司属于中华慈善总会管理。该企业在2007年划归湖北省国资委监管时，下属物业公司已经改制。目前也只能通过中社福了解当初的改制情况，国资委对此不太知情。

　　目前记者唯一获悉的对戚名振的处罚措施是：在谭红霞的举报下，湖北省工商局于2006年对于中福物业下发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对该公司罚款10万元，理由是戚名振虚拟了股东身份，隐瞒了周明金早已去世的重要事实，“周明金”的签名均不是周明金签署，而是由戚名振代签。

　　【事件反思】国企改制应有事后追责机制

　　虽然有关方面一直遮遮掩掩，但“中国网事”记者还是发现了几个蹊跷的事实和问题。

　　据“中国网事”记者核实，目前中福物业在工商部门登记的注册资金为2000万元，虽然这个公司几经改制、转股等变迁，但戚名振在这个公司的地位却稳如泰山，一直牢牢控制着这家公司。一些业内人士指出，通过这种资本运作和房地产实际收益，初步估算戚名振以及其家族势力在这期间所获得的巨大利益即便没有举报所说的“亿元”，数额也绝对可观。

　　更令人蹊跷的是，从2004年起戚名振已经担任了已经改制为民企的中福无业的董事长和法人代表后，当时已经67岁高龄的此人却还依旧担任国资性质的中社福公司的负责人，几年来几乎没有变化更没有任何监管部门过问。

　　有关专家和网友认为，相关部门更应该深入调查用死人的名义入股异常表象背后掩盖的事实。

　　武汉大学法学院民商法教授、博导李新天说，中福物业改制中出现的疑点，之所以引发如此大的关注，其实是由于疑点背后隐现着国企改制中曾经出现过备受诟病的两大问题。

　　第一，对资产高值低估。目前我国资产处置报批手续尚不完备，即使是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委托或聘任的注册会计师等评估人员，也很容易同原企业管理者因共同利益而相互勾结损耗国家利益。有的不按规定进行评估，或者评估缩水，导致交易价格明显低于市价。

　　第二，改制操作不公开、不透明，审批不严格。一些企业在处理国有资产产权时，企业的产权交易往往不进行公开招标和拍卖，而是搞“暗箱操作”，缺乏透明度，企业卖多少价由少数人说了算。另外有些企业内部少数领导人入股、坐庄、内外勾结、套购，坐收渔利或转手倒卖。

　　李新天教授说，针对这两大问题，对于国企改制来说，不仅得有细致、全面的资产摸底和事前监管，还必须建立并完善具有连续性的事后追责机制。因为，改制中的问题往往在改制后才会一一浮出水面，而且有些拖的时间很长，这时监管部门面对更为复杂的产权结构、债务纠纷，以及主管部门变更等历史瓜葛，必须有办法、有机制来进行核查与追究，不能让改制后的国有企业由于一些客观原因游离于监管之外。

　　对于戚名振此人到底从国企改制中获利多少以及采取了哪些非法或灰色的手段转移国有资产，有关国资监管部门是否存在失职和渎职行为，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将一直保持关注。